记者来到何营乡杨井村刘庄村民组，看到村街两侧一片瓦砾。在村口一个尼龙布窝棚里，92岁的何徐氏正躺着打吊针。老人哭着说：“俺一大家子人都摊上拆迁，两个多月了，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看能活不？现在我就是死，也没地方呀！”

何老太70岁的儿子何万房说：“4月中旬，乡长王全涛带10多名干部到我家，逼我拆房。我央求说：老母亲病着，能不能缓几天。可干部们把我母亲抬到院外，不容分说就用铲车把房子铲倒了。由于借不到房住，只好住窝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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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何世红说，从今年3月起，乡干部就挨家挨户逼着“占路户”拆房，要求拆到67米，一砖都不能少。群众不拆，干部们就上房把房瓦全揭掉，让你住不成。还吓唬群众，不自己拆，就用铲车推。可拆了房，安置却没人管，落得比“难民”还惨。

记者采访发现，拆迁户中最苦的是老人。在当地风俗中，最忌讳别人家的老人死在自己家，所以许多拆迁老人借不到房子住。80岁的农妇何杨氏说：“我和老伴住在别人家的磨房里，天热房潮，我已病了三四场。”

中锋乡中锋村已拆迁20多户，由于无地安置，一些群众在拆迁线外拆剩下的房里栖身。唐玉霞家以前七间房，如今只剩不到10平方米一间小屋。她说：“我和丈夫、小女儿挤在小屋里，又借着山墙，给14岁的儿子垒了个只能放一张床的小屋。入夏以来，儿子夜里热得睡不着，哭着要住厨房，可厨房是羊圈改的，咋能住人？”

记者又来到刘店乡郭李集村，看到的也是房倒屋塌的场景。农妇肖秀玲向记者哭诉拆迁之苦，过度伤心，当场昏倒。记者同村民们一边打“120”，一边对肖秀玲急救，几分钟后，肖秀玲透出了一口气，嘴里念叨：“赶紧收拾东西，不然房就塌了。”随后，再次昏迷。不一会儿，救护车来了，看着肖秀玲被抬上救护车，在场的人都流下眼泪。

拆掉一个家只补几平方米

“楼房主房300元、平房主房200元，偏房50元”，这就是夏邑县给拆迁农民订的补偿标准。一些农民找到了《商丘市城市建设拆迁管理办法》，发现拆迁补偿是按平方米算的，即使是26年以上的三级砖木房，补偿标准也达每平方米120元。现在农村建房每平方米成本200元，毁掉一个家，只补几平方米？农民们找干部理论，可干部们说，这个标准只对城市，不对农村，农村的房子不值钱。

中锋村农民唐玉霞家的房2001年才建成，共花费4万多元，家里至今还背着1万多元的债。拆迁中，她家只获得750元的补偿。唐玉霞说：“自打一过门，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盖房。丈夫腿有病，可为了挣钱，每年都要外出打工，最远到过新疆。10多年来，卖粮换回一点钱，我都存起来，有时孩子们要零花钱，我劈手就是一巴掌。农民一滴血一滴汗攒下的房子，咋说没就没了。”

何营乡何营村的陈秀霞丈夫早亡，为了给二儿子娶亲，她省吃俭用攒了3万多元，给孩子盖起7间新房，准备今年办喜事，谁知新房一天没住就被拆掉。房子一扒，女方跟着退婚，喜事变成伤心事。干部扒房那天，陈秀霞抱着门柱哭昏过去。

记者先后采访了夏邑县4个乡镇的60多户农民，发现拆迁不仅让他们变成“无房户”，近一半曾借钱盖房的农民还成了“背债户”，许多人对未来的生活失去信心。

对于补偿标准低的问题，何营乡乡长王全涛解释说：“市、县只对拆迁宽度有要求，补偿款却没拨一分钱。何营乡全年财政收入120万元，光发工资就得110多万元。即使按目前的补偿标准，乡里也得拿出20多万元，压力非常大。”

负责全县9个乡镇拆迁工作的夏邑县委统战部长赵明说：“对于农村拆迁，我们至今没见到上级明确的补偿标准，这是一个政策盲区。”河南省公路管理局计划处武景顺处长说：“公路拆迁补偿标准由地方政府确定，国家和省没有相应标准。”

“白条”行政强制拆迁

在拆迁之初，一些农民找到国务院《拆迁条例》，要求干部出示拆迁许可证，并与农民签拆迁协议。可干部们却理直气壮地说：这是省里的重点工程，用不着许可证，拆迁协议只要口头“签”就行了。整个拆迁中，农民见到的惟一的行政依据就是由各乡镇发的“拆迁通知书”，一份“通知书”上这样写道：“根据上级修建省道有关精神，你户需拆迁主房4间、偏房5间，逾期不拆迁，将按有关规定处理。”“通知书”上连公章都没盖，农民称之为“白条拆迁”。

在采访中，夏邑县的干部们反复强调：虽然没拆迁许可证，也没拆迁协议，可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拆迁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大部分群众都是自觉拆迁、主动拆迁。可农民们却说，为了让群众拆迁，干部们硬压软磨，手段用尽，把群众逼到墙角里。

何营乡杨井村农民何万勤的弟弟、弟媳、侄子都在县直机关上班，乡里要求他带头拆迁，并威胁说：如果不带头拆，你弟弟、媳妇、侄子都得下岗。为了怕“株连”弟弟一家，何万勤只好当了“拆迁模范”。

杨井村农民刘金波开了个建材门市部，今年6月5日，乡地税所突然送来“应纳税款通知”，上面写着：“由于未设置账目，补交税款12005元。”刘金波说：“乡干部打招呼，只要拆房，就可以免税，我只好主动把房子拆了。”

何营乡杨井村农民何世红坚决抵制拆迁，引来十多个干部到他家做“思想工作”。何世红说：“从6月5日起，干部们每天早上6点多就到我家‘上班’，他们在我家又看电视、又打牌，不拆房他们就不走，我缠不过他们，只好把房子拆了。”

农民不要67米的路

公路为何非要进村？为何非要搞到67米宽？在采访中，拆迁农民反复提出疑问。记者查阅了2003年河南省计委有关文件，上面明确规定：“公路路基宽12～15米，路面宽9～12米。”设计最宽15米的路为何要拆到67米？

夏邑县委统战部长赵明说：“公路建设业主商丘市公路局同夏邑县政府签有协议，规定普通路段按45米拆迁，过村镇路段按67米拆迁。”记者又采访了夏邑县交通局负责同志，他说这是把路沟、绿化带、慢行道都算进来得出的宽度。但商丘市一些知情干部告诉记者，一些领导认为省里投资修路机遇来一次不容易，要修就修宽一点。河南省公路管理局计划处处长武景顺指出：在项目实施中，应严格按建设规划施工，不能改变立项规模。

何营乡杨井村农民刘佑田说：“乡里把路搞这么宽，为了搞商业开发。农民不要这么宽的路，也不上这个当。1997年，乡政府开发何营新街，扒了我11间房，只补440元，可建房时，我光买70平方米的地就花了4000元。”

令人痛心的是，面对拆迁农民的巨大损失，夏邑县的干部们却还大谈“修路促发展。”中锋乡负责拆迁的干部朱长生说：“拆迁对群众绝对是个损失，但这不是哪个人造成的，修路是大局，一部分群众做一点贡献、付出些代价是必然的。修路让一些户穷了，虽然不公平，但却能推动全乡经济发展。”

夏邑县委一位负责同志说，拆迁之后，群众并不是都有条件在路边盖门面房，但他们可以逐渐盖，至少我们提供了盖门面房的条件和机遇。记者问他对拆迁群众的现状有何感想？他说：我同情、理解，但也很无奈，上级布置的任务和基层的实际承受能力间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