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日报报道】2004年，中国摩托车业从年初就没有安静过，面对原材料涨价、出口退税降低等一系列“头疼问题”，摩托车企业再也坐不住了，又翻起“老账”，向政策要出路，一场由中国汽摩协会、日本自动车工业会以及中日摩托车知名企业联手参与的“反禁摩自卫战”，正紧锣密鼓备战之中。南京的金城摩托自然也在“支持方阵”之列。

　　南京已有6年未开拍摩托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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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限摩”之痛，金城集团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国强感触颇深。他清楚地记得，南京已有6年未开拍摩托车车牌。到目前为止，全国禁限摩的城市已超过160多个。

　　“城市禁限摩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无疑给曾主攻城市市场的摩托车企业当头一棒，大家不得不把目光盯紧农村和国外市场。以金城摩托为例，去年产销80万辆，而位于南京主城区的瑞金路销售点一年仅卖了2000多辆，大量的车辆‘下了乡’、‘出了国’。”唐国强说。

　　需说明的是，金城摩托去年城区销售点售出的2000多辆车，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是流向了郊县市场，剩下的基本上是在旧摩托车换新中消化掉的。换句话说，自1997年以来，南京城区摩托车保有量一直没有增加过。这背后又滋生了一个市场：近几年来，二手摩托车交易极为活跃，但大凡购买二手摩托车的，十有八九是冲着牌照来的，车子在整个交易价中往往占不到20％。

　　禁限摩“套牢”产业发展

　　不少业内人士将摩托车工业比喻为“野草工业”：发展初期起就没有像其他行业那样得到多方的扶持，仅凭自己的资金和技术在奋斗。全国各大小城市联手禁限摩，则是将这一“野草工业”推向了恐怖深渊。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有关人士表示，因为各城市禁限摩，中国的摩托车销量每年抑制400多万辆，抑制的销售额约为300亿元。

　　“套牢”的不仅是“量”，还有“质”。禁限摩禁令一出，摩企就只能被迫从城市向农村转移。而缺少了城市的支撑，摩企只能被迫陷入中低档市场的恶性竞争中。

　　唐国强至今对曾与“宝马”失之交臂惋惜不止。2000年，世界知名机动车制造商“宝马”曾计划与金城合资开发高档摩托车，并委托一家香港公司对内地市场进行调查。当时恰逢禁限摩令在全国兴起，香港公司调查后给出的结论是“世界顶级摩托车在中国的年销售量不会超过6000辆”。“宝马”心灰意冷，合资谈判就此搁浅，金城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发展良机。

　　“下乡”、“出国”都不易

　　从禁限令出现之初，包括金城在内的国内摩企就开始了“下乡”和“出国”运动，但拼杀数年，大家都深感疲惫，除了价格战，大家几乎拿不出太多的新招。在国外市场，除了打下一点市场份额外，就靠国家出口退税政策拿点利润。

　　而这一切又在今年“风向大转”。首先是成本的大幅上涨，今年来钢铁、铝合金等原材料的涨价幅度普遍都超过20％。有人作过测算，原材料在一辆摩托车的成本里占了60％，按照今年来原材料的涨幅计算，估计每辆摩托车增加了约200元的成本。

　　其次，今年1月1日，国家调低出口退税4个百分点。这一调整，抹去了摩托车企业仅有的利润，出口再多，开拓的国外市场再大，也赚不到什么钱。唐国强说：“企业出口的利润基本上就在这4个百分点上。今年上半年金城出口近20万辆摩托车，与去年出口退税相比，约损失3000万元人民币。”

　　成本上涨，利润趋薄，“反禁摩”自然成为了摩企集体突围的一个突破口。

　　“反禁摩”能否改变命运

　　尽管呼声越来越高，但由于涉及多方利益，“反禁摩”目前还仅限于开会研讨阶段，没有实质性的举措。

　　唐国强说，通过研讨，形成了两种“突围”方法。一是“感动城市”，印制海报、宣传册，大幅广告宣传，开展摩托车安全环保研讨会、安全驾驶周活动，提高驾驶人的素质，提升摩托车的社会公众形象，对禁限摩的城市进行“游说”，让其放弃禁摩。二是“责问城市”，走法制的渠道，责问城市禁限摩的法律依据，以及限制消费者消费权利的依据，选择两个城市，直接通过诉讼的方式，给予正面狙击。

　　不难看出，无论是哪种方式，“反禁摩”自卫战的开打，实质上是摩企与城市政府之间的一次博弈。胜负几何，现在谁也吃不准。唐国强认为，如果采用“责问城市”的强硬行为，会形成一定的影响，但很可能使双方走向更加对立的两面。

　　此外，“反禁摩”究竟能给摩企带来多大的转机，国内的摩企也并不乐观，“能否成功暂且不说，即使成功了，市场空间大了，但竞争也将更加残酷，习惯了在中低档市场搏杀的中国摩企，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拿出合适的产品应对市场，反倒会给日本等国外摩企腾出市场空间。”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国内摩企叫板“禁摩”，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希望通过此举，引起政府对摩托车行业生存环境的关注，制定政策予以扶持，如取消长期压在摩企身上10％的特别消费税等。

　　南京日报记者施勇君杨海鹏实习生杜琴庆

　　(编辑　草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