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从国土资源部传出消息，今年下半年，国土资源部将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工作，从严查处重大土地违法案件，坚决制止乱批、乱占、滥用土地特别是耕地的行为；严格执行暂停审批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的决定，切实控制新增建设用地；加强对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和土地供应的管理，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增强法制意识，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把严格土地管理制度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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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因拆迁征地引发的矛盾日趋激烈。前不久发生在湖南嘉禾的拆迁风波，仅仅是其中的一例，在此之前，沈阳、南京等地都发生过引人关注的拆迁纠纷案件，因拆迁上访、诉讼，甚至致伤、致死的事也相继见诸报端。只是“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明言直白，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最大。把地方城市发展与维护群众利益放在如此对立的程度上，嘉禾县登峰造极。

　　如今嘉禾的相关领导都被处理了，因拆迁引起的民愤得到平抑，但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却并不简单了。

　　有人将因拆迁、征地引发的矛盾归咎于几年前在城市建设中广泛推举的“经营城市”一词，认为它是这起席卷全国的拆迁运动的祸首，它使城市建设偏离了正确发展的轨道，称“经营城市”是“龙卷风”，将城市变成了一座所到之处只剩残垣断壁的大工地，对用“经营”的办法建设城市罪责之声一片。

　　然而，笔者认为，这种批评多少有些脱离实际。经济要发展，城市要建设，城镇居民生活质量要提高，这一切都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而政府的财力显然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就目前讲，不用“经营”的办法加速城市建设步伐，还有别的办法可想吗？

　　笔者认为，拆迁、征地出现的问题，不在于使用了“经营城市”这个概念，而是我们的政府官员怎样理解这个概念，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什么位置，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是不是依照国家的政策和法规办事了。许多百姓不是这样说：“上边的精神是好的，一到下边就走了样吗！”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笔者曾多次对拆迁、征地导致的群众上访事件进行调查，一件发生在张家界，一件发生在苏州，另一件发生在福建浦城。三次上访虽然情况各异，但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三类。其一，为了政绩，匆匆上马项目，最终造成成本与收益失衡，不得不以损害被拆迁征地人的利益来弥补政府经济上的亏空。其二，某些官员角色错位，把政府在“经营城市”中的监督管理职能变成了直接的经营职能，官商一体，最终达到赚钱的目的。其三，与开发商沆瀣一气，利用城市开发建设之机谋取私利。最终使群众对拆迁征地形成了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政府官员在开发商面前是“权为商用，情为商系”。

　　福建浦城县业主宋某的商用房被强制拆迁就具典型。1996年，在当地政府号召下，宋某举全家之力，四处告贷，经过竞买程序，用45万元盘下了当时已资不抵债无法经营的县人民商场，并将其改造成某品牌的家用电器专卖店。仅仅时隔5年，当地政府又将原人民商场所在地段的土地给了一家当时尚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格、没有完备手续的开发商用于商住房开发，县委县政府还为此专门成立了负责建设、拆迁的工程指挥部，县委副书记担任总指挥，主管副县长任副总指挥，公安局副局长、法院副院长等是指挥部成员。开发商给被拆迁业主宋某开出的补偿价格严重背离了市场价格，宋某不但收不回投资，还因此面临失业。宋某拒绝拆迁，结果他遭遇了强制执行。被执行的当天，宋某想将强制拆除的现场拍摄下来以备将来诉讼使用，摄像机也被前来监督执行的指挥部工作人员抢走了。

　　此案在南平市中级法院的调解下最终得到了解决，业主宋某获得了比开发商原来同意补偿的钱款数额多出近两倍的补偿款。但不是每一个被拆迁的人都能如此幸运，因为一审败诉后，宋某的遭遇得到了多家新闻媒体的关注，著名的拆迁法专家在法庭上为其据理力争。

　　有消息说，进入5月以后，由于中央对嘉禾县拆迁严重损害群众利益一案进行了严肃处理，对各地拆迁征地中出现的不正常事件产生震慑，加之相关部门加强了对土地征用的审批制度，因拆迁征地导致的信访上访数量已有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全国绝大多数省区市还总结了城市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修改并完善了各自的地方性拆迁法规或规章，其中浙江、四川等省已经建立起拆迁计划管理和备案制度，以防止在拆迁征地建设中出现滥用行政权力、违法违规、损害群众利益的事。针对拆迁征地中不断发生的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建设部还与中央纪委、监察部建立了工作协调机制、工作通报制和违纪案件移交制，并将共同着手起草《城市房屋拆迁违法行为行政处分暂行办法》，全面推行拆迁估价鉴定、行政裁决听证和行政强制拆迁听证制度，从补偿标准和程序入手，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有了制度做保障，也许损害民众利益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掌握着民生权力的官员们就能真正“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