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锋
审计风暴刮起来了，民众也开始为“审计英雄”李金华担心了。对此，有学者认为，之所以李金华可能遭报复，与目前的行政性审计运作模式有关，因为在行政惩罚机构介入的情况下，被审计部门与审计部门地位不平等，无法为自己辩解，而到了程序性审计阶段，有了抗辩机制，就可以得到比较公道的说法，也就不必为李金华担心了。
显然，这里把李金华遭报复的结果归于“审计结果有可能不公道”，被审计者缺少辩护机会。固然，我国现行审计制度本身还有很多亟于完善之处，但仅此却并不能减少我们对李金华的担忧。因为在现实行政体制下，被审计部门完全可以根据行政复议进行辩护，即使是因犯案被起诉的官员，法庭庭辩也给了他们充分辩护的机会。
依笔者拙见，我们不妨从“报复”本身入手来分析，去寻找导致公众担忧的审计制度之外的根源。要报复一个人，至少说明报复者有能力，因为谁也不会做亏本的“买卖”。从行政体制上来说，这种能力就是包括人事任免、考核、监督等各项行政权力，只有通过这些权力才有可能对李金华施以报复性影响。
如此一来，我们就不难发现，现行审计制度有诸多的配套制度漏洞，为这种报复提供了可乘之机。而这种漏洞的最主要表现对被审计官员尚未形成严格有效的问责制。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责任追究机制，被审计的官员往往有三种“结果”，一是查出了问题，但一些官员因有上级或同事“罩”着，压根就不需要承担责任，这往往是部门利益存在的结果；二是查出了问题，但被审计官员可以以转任的方式代替责任，而这则是问责制不彻底的结果；最后一种当然是查出了问题，涉及的官员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显然，就现实情况而言，这种结果并不普遍。就前两种情况而言，无论是没承担责任，还是转任，被审计的官员都没有受到实质性惩处，依旧握有公共权力，也就有可能运用权力及其形成的关系网和利益网，借着人事任免、考核、监督等业务环节实施报复了。
好的制度不仅在于制度本身设计的合理性，同时还需要一些辅助性制度来保障其有效地运转，因此，我们不能局限于审计制度本身来看待李金华的安危问题，并由此去寻找答案，而应从更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换句话说，审计要成为反腐败的一件利器，不仅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更需要从制度配套上获得支持。（晓航／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