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紧缺现象，已经成为了各界关注的话题。是否真的出现了民工荒，这可以通过有效的实地调查加以验证，作为一个事实问题，本无可论。不过，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民工荒确实存在，在社会科学家就此作出深入研究并得出结论之前，我们也不妨经由常识和学理来加以推论一番，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民工荒。
首先，一种资源由过剩转为稀缺，不外乎几种原因，要么是需求的增大，要么是供
给的减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开放，对劳动力的需求带来了三方面的影响：一、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国内地转移，以及本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兴起，使得简单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增加；二、企业的增加除了直接增加简单劳动力需求之外，尚需要增加相当的技术工人、营销人员和管理人员；三、生产企业的增加意味着服务力的增加，因为有更多的人员和金钱涌入，这也带来大量的用工需求。因此，近几年来，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持续增长之中，其中大部分是简单劳动力。
在供给方面，情形就不那么乐观了，在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关于世界工厂以及高速发展20年之类乐观预言的背后，有一个极其简明的事实被他们误解或者忽视了，那就是：由于中国总人口一直呈现增长的态势，使得他们以为中国的简单劳动力供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存在问题，事实上，只需经过一些简单数据的归纳，就看出这一假设并不成立。这是因为，尽管18—60岁的劳动力总量一直在缓慢增长着，但是，新增的劳动力需求大多只适合年轻劳动力的进入，而在年轻劳动力尤其是简单劳动力的供给上，出现的趋势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其理由有三：
首先，如果我们以18岁为劳动力进入市场的最低年龄，并以28岁为劳动力进入市场的最大年龄，那么，1992-2002年适龄的劳动力的上限是1964年，下限是1984年，这里面就包含了我国人口出生率最高的10年，而在未来的10年里，进入市场的劳动力年龄上限是1974年，下限将是1994年，如果我们将1964-1984年的适龄劳动力与1974-1994的年适龄劳动力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前者比后者要多得多(因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尚未完全公布，这里所采用的是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如果将1964-1974年与1975-1985年加以对比，以揭示其趋势，可以发现，1975年为人口出生率的转折点，1964-1974年出生的全部人口为27414万，而1975-1985年出生总人口不过为21830万，两者竟然相差有5584万之多，并且一直到1990年，任何一个年度的出生人口，均要少于1964-1974年。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上世纪90年代劳动力丰富无比的表象背后，有很大程度是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口急速增长的后果，而这，是不可能顺理成章地推延到下一个10年乃至20年的。
其次，我们还必须看到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在1990年，我国城市化程度是26.23%，则乡村人口为83397万人；而2002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36.0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80739万人，则乡村人口减少了2658万人，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扩大之中。从民工这个词汇的本来含义而论，供给的源头也一样出现了萎缩。
第三，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实施，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培养所需要的投入也大幅度增加，这使得劳动力对其工作性质和工作报酬有了更高的期待。改革开放之初，沿海开放地区的许多市民宁肯赋闲在家也不愿上生产线打工的现象，如今也出现在许多新转变为城市人口的原农民家庭以及部分仍旧居住在农村的富裕农民家庭。这样一来，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民工，其来源再度遭到缩水。
因此，综合人口年龄结构、城市化水平以及生活、教育所带来的变化，不难得出推论，简单劳动力供给的持续减少，乃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并且其发展速度还将越来越快，当这种趋势与中国经济尤其是外向性经济的持续发展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出现民工荒几乎就是必然。
当然，到目前为止，这些推论都只是根据一些简单的统计资料所做的一点粗浅分析，究竟中国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情况如何，说到底，仍然需要社会科学家们加以研究、调查，才能最后厘清。但无论如何，仅仅是这样简单粗浅的分析，已经足以质疑那种盲目乐观的认为简单劳动力资源无限丰富的论调了。这再一次提醒我们，转型中的中国，不知将出现多少难以预料的情况，一方面需要对那些宏大的预言心存警惕，另一方面，则呼唤扎实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出现，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真实有效的发展战略。这或许就是民工荒给予我们的警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