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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提出低代价增长论 腐败造成的损失可量化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26日01:23 新京报

  ●对话动机

  1998年,经济学博士梁言顺写作《低代价经济增 长论》一书,今年2月,这本书被推荐给中央党校举办的中共省部级官员“科学发展观”培训班的学员们。被 推荐的原因是它提出了可为“科学发展观”注脚的一些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信息不对称”理论创立者麦克尔·思朋斯也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书填补了现代经济学增长理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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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缺。7月21日, 记者与此书的作者梁言顺进行对话。

  对话人物

  梁言顺,42岁, 山东泰安人,1997年获中央党校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央党校研究室主任,《低代价经济增长论》作者。

  《低代价经济增 长论》,199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2月再版。书中主要观点是经济增长必须考虑代价问题。作者分析了中国近年来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 并提出通过资源循环使用、环境循环净化、 保持人口适度零增长,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扩大增长、经济低代价增长,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省部高官培训推荐了我的书

  新京报:最近,《光明日报》以较大篇幅登载报告文学《永远的红树林》,介绍了你的著作和经历。里面提到你的著作在中央党校 “科学发展观”培训班上被推荐给省部级学员们,并受到了广泛关注,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梁言顺(以下简称梁): 今年2月20日,为了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思想,中央组织了省部级领导 “科学发展观”学习培训班, 为期一周,参加学习的177名学员都是省部级正职领导,包括几位政治局委员。温 家宝、曾庆红、曾培炎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到班上讲话。 班上给学员们推荐了四本书,内容都与“科学发展观” 有关,其中一本是我的《低代价经济增长论》。

  新京报:除了这些正省部级领导,《低代价经济增长论》是否引起了更广泛的地方官员的关注?

  梁:确实是这样,比如山东一位市长表示要出钱邀我到当地办研讨会,还有湖北某县的县委书记, 想邀请我去把当地作为一 个实践“低代价经济增长” 的试点。

  新京报:你的著作在针对高级别官员举办的“科学 发展观”培训班上被推荐, 你认为你的理论和中央的“科学发展观”理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梁:“科学发展观”现处于破题阶段。我这个理论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 “科学发展观”中的一环,我个人理解也可说是“科学发 展观”的一个注脚。这本书的第一版是在1998年,当时胡锦涛还担任着中央党校校长,我曾呈送了一本书给胡锦涛本人。

  新京报:党中央重点提出“科学发展观”,有哪些现实原因?

  梁:实际上是目前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代价很大,尤其是能源问题,非常紧张,比如说石油资源,现在的储备很少,很危险。一旦发生危机,可能导致国民经济重挫。在那个学习班上,披露了一些数字, 是要让大家通过一周的学习, 有出汗、坐不住的感觉。

  另外,非典等事件也让中央意识到,经济社会需要协调发展,以前对抓经济比较重视,对社会的统筹、协调发展投入不足,核心问题就是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问题, 归根到底又是要以人为本的观念问题。

  新京报:你处在中央党校这样一个特殊环境,使得你的理论可以很直接地得到来自从高层到基层官员的关注,这使你的理论获得了普通学者难以获取的操作途径。

  梁:确实是这样,10年前我自己也想不到,自己的研究有一天会顺应党中央的理论方针,“经济学是致用之学”这句话的意义,我现在也更加理解了。

  我曾经思考高增长有无代价

  新京报:10年之前,你为什么会想到研究增长的代价这样一个题目?这个问题在当时理论界是否引起了注意?

  梁:说实话,当时我为找不到研究课题苦闷,觉得经济学界的所有理论领域都被涉及了,已有理论都被研究透了。后来我在海南见到了生长在咸水和淡水区交界处的红树林,这其貌不扬的红树林起着保持大陆架免受海水侵袭的作用。

  从红树林这儿,我领悟到任何理论都要和特定的现实联系起来才有生命,一旦和中国的特定现实结合,看似已处处被人涉足了的理论领域就显出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新京报:你怎样选定增长与代价的关系这样一个题目呢?

  梁:从红树林获得领悟后,我开始思考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哪些最需要和中国现实相结合。我在研究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发现:西方经济学家的经典之作,在剖析经济增长理论时都有意无意地遵循了这样两个假定:凡是产出的都是有益的,即都计入收益;生产除了消耗成本 外,不付出任何代价。这些理论影响着19世纪的大半时 间并几乎占据了整个20世纪。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中,这些理论同样影 响着理论界尤其是经济运行的实际工作。

  新京报:你对这样的假定产生了质疑。

  梁:是的。当时的中国是治理整顿过后的高速增长 期,由此我想到了工业革命时期高速增长的一些场景, 比如伦敦的雾,还有工伤、传染病,这些都是工业化的代价,我就开始想我们的高增长有没有代价?决定从增长与代价的关系这个题目来进 行研究。

  思朋斯为什么对我感兴趣

  新京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思朋斯是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创始人,这一理论已成为当代经济学的基础性理论。作为一个有高度成就的学者,他为什么会关注你的研究?

  梁:思朋斯是研究信息理论的,对世界上学术研究的新观点很敏感,关注的领域很广。我的书是国内外同 时出版的,到2002年,他看到 了关于书的信息,可能觉得观 点比较陌生,引起了兴趣。

  新京报:你的理论是否和思朋斯的理论之间有契合之处?

  梁:信息不对称理论和 我的低代价增长论之间没有 直接的关系,实际上思朋斯 提出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年代很早,现在他非常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也非常关注中国,应该是在这一点上契合。

  美国并非可持续发展范本

  新京报:想到了研究增长的代价这样一个课题,你是否自信这是前人没有想到 的课题?

  梁:发现这个问题后,我开始想:是什么原因造成人类为经济增长付出沉重代 价?经济学理论在其中有无 责任?我就回头把我接触的增长理论都找出来温习,结 果发现了问题:所有西方经济增长理论都未考虑代价。

  新京报:从李嘉图、亚当·斯密、凯恩斯等西方经济学大师到当代经济学家,他们都忽略了增长的代价问题,当你发现这一点的时候, 是不是不太确信?

  梁:当时我也确实怀疑自己的发现,反复确认之后, 感到应当奋发有为,不能只是崇拜那些大师,而是要和他们对话。

  新京报;当代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中也提到了要保护环境、保护资源,也谈到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

  梁:问题就在这里,当代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中不考虑代价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念提到了代价问题,但它是一种理念而不是完整的理论, 它与增长理论二者间是割裂的。都在说可持续发展,到底什么算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有人以美国为榜样。实际 上,把美国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范本是根本不可能的。

  新京报:为什么这样说?

  梁:今天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不止是在发展中国家,更主要的倒是在美国这些发达 国家,他们因为不计代价的经 济发展思路,实际上消耗了大 量资源和造成环境破坏,只是 这些消耗、破坏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一个非洲人,消耗的能量和产生的垃圾比一个美国人少得多,他对世界的可 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就比那些提倡绿色生活、保护自然的美国人大得多。

  腐败造成经济损失可以量化

  新京报:增长的代价可以量化吗?比如环境破坏、腐败问题等,这些都可以量化计算吗?

  梁:通过掌握详实的资 料,增长的经济代价是可以量化计算的,比如资源损耗、 环境破坏、不良品损耗还有工伤事故等。同样,有些社会、道德、制度上的代价,它造成的经济增长损失仍然是 可以量化的,比如黄赌毒造成的经济损失,城市征地、拆 迁的代价,还有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量化计算或根据国际惯例推算。

  由于写作本书时的环 境,考虑到太敏感,没有涉 及腐败造成的增长代价问题。本来还有一章想讲决策 失误造成的增长代价,出于同样的原因没有涉及。实际 上非典危机就让我们看到 了,不全面的增长理论、增长方式造成的社会制度缺陷,最终还是会让社会付出可以量化的经济、资源、环境上的代价。

  新京报:中国这么多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一直比较快,既为了追赶发达国家,也是出于人口的压力。以低代价实现高的经济增长,可能吗?

  梁:代价是可控的,可以控制在低水平,在一个国家 的国情容许之内。比如中国 有13亿人口,有万分之一的人随地吐痰,问题不大,如果有千分之一或百分之一,问 题就大了。代价也是这样,多高的比率可以容许?我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临界点找到。

  新京报:低代价经济增 长,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如果经济增长太快,不论怎样降低代价,代价的绝对值仍然在升高。是否追求快速发展本身就是需要反思的?

  梁:低代价经济增长,不 是低增长,仍然是高增长,否则不足以满足人类需要。有一本书叫《增长的极限》,它走向一个极端,认为不能提增长。美国有一个村子,拒绝 电灯和汽车,尽量不消耗资源。作为村可以,作为人类不可能。人要满足欲望,发展不 可逆转。

  新京报:这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但人的欲望是否也需要抑制?

  梁:我的书中有个概念 “两循环三增长”,其中有一 条就是人口适度零增长。我们的人口太多,如果不保持适度的零增长,那就什么也谈不上。但是,抽象地讲或者 倡导控制人类欲望没有什么作用,更重要是用体制来实 现人类个体行为的自我调 节,在适当地满足欲望的同时减少无谓浪费和破坏。

  新京报:具体的例子呢?

  梁:比如说,提倡节约用水。黄河下游为什么断流?以前我到兰州,那里的黄河水一吨3厘钱,也就是说1000 吨黄河水才值一瓶矿泉水的钱。黄河水用起来能不浪费吗?所以经常断流。再比如抽水马桶的使用,水价高了,有人就在马桶水箱里放个矿泉 水瓶子,或者马桶装两个按钮来节水。

  对于资源,我国传统政策是扩张性的政策,鼓励大家多发掘多用,现在则是限制性政策,需要限制性的体制。比如国家最近对征地出台的一些限制性措施。

  本报记者袁凌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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