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
从7月12日开始，方加伟等4名武汉的大学生深入街头，调查200余名市民，跟踪十几名乞丐，走访社会学家，写出了洋洋数千字的“武汉流浪乞讨人员身份现状”调研报告。而此前，这一活动因为找不到接收单位，差点宣告流产。最终是学校破例为他们盖章做了接收单位（7月24日《新民晚报》）。
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首先要寻找接收单位。没有接收单位，意味着不仅拿不到校内课题资助，完成的报告也可能不被认可。而大学生“流乞调研”为何找不到接收单位？报道透露，乃是“由于题目敏感，加上缺乏经验，方加伟们虽然联系半月之久，但还是四处碰壁”。“敏感”二字，让人释然，却也让人惊悚。我们大约能可想而知，哪些部门最应当成为“流乞调研”的接收单位，而“对口单位”为何会敏感于有关流乞人员的“对口报告”呢？
我想不出来，到底有什么可“敏感”的。不必讳言的是，一些地方有关流乞人员的政策曾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和争论，那么从更有利于决策或管理的角度，相关部门更应当支持大学生的调研活动，这样正好可为其工作提供更有用的依据。求之不得之事，政府部门却为何躲之不及呢？
大学生“流乞调研”倒提醒了我们，对于流乞人群，我们还真没有看到一份权威的调研报告。这也提醒我们反思，一些地方出台类似“禁乞令”的规定之前，曾有谁向我们展示过对于这一群体生存现状的调研报告？这让我们怀疑，不论是作为公共决策或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还是公众，他们是真正了解这一群体的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需要一个真相，来消除社会对于流乞群体的漠视状态。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不仅应当感谢几位大学生的调研活动，同时也更希望，那份调研报告不是一盖了章就被束之高阁了。我们盼望它的公开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