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白墙红顶的大坝，矗立在天津蓟县西北部山区紧靠北京平谷县的杨庄。大坝北侧的山谷里，形成一个面积不小的湖面，几座红砖平房紧邻水边，水位再高一些就会被淹没。这就是去年刚建成的蓟县杨庄“截潜工程”。但所有被采访到的当地人都说，其实叫水库更合适。

截潜工程指的是用工程设施拦住地下松散沙砾石层的水量，也就是浅层地下水，不去拦截地表水，而水库是要蓄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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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蓟县，这是一个几乎尽人皆知，但对外又讳莫如深的工程。因为在?泃河下游的平谷，从一开始就“时刻注意这边的动静”。

北京市平谷区水资源管理局的有关人员说，杨庄水库一动工，他们马上就向北京市水利局反映了情况，并要求调解。“说是调解，其实就想让上面出面，不让他们建，因为杨庄水库就像我们脖子上的一把锁啊。它把水一拦，金海湖就废了。”

金海湖，又名海子水库，初建于1958年，是北京市继密云、官厅之后的第三大水库。1990年第十一届亚运会时，金海湖曾是部分水上运动的比赛场所，并由此名噪一时，发展成为京郊最大的水上乐园，有“小北戴泃河”之称。据海子水库管理处副主任、工程师赵希敬说：“金海湖除了雨水，就靠?泃河流水补充。这年头儿，雨水不多，旱情不断，湖周围的人都指望?泃河呢。”

从2000年开始，海子水库蓄水量明显减少。记者在海子水库水文观测记录上看到，2001年11月海子水库蓄水量是5654万立方米，比起1995年已经下降一半。2002年、2003年一路下降到2074万立方米，而今仅为1347万立方米，水高94.70米，达到历史最低点。

一名工作人员领着记者看湖面的时候，指着脚底下说：“去年，这里水还没脚脖儿呢。”现在，水线已经在几米之外了。

不过，建杨庄水库，蓟县已经念叨了40年，不会轻易松口。

对于这个工程，从1984年就到蓟县水利部门工作的现水务局副局长王安说，真是几经周折，历时40多年，现在终于建成了。他介绍说，这个项目从1958年开始准备上马，当时是为了解决蓟县的农业灌溉问题，但因修建于桥水库、区域调整等原因几度搁置；到了上世纪80年代，天津严重缺水，建设引滦入津，天津及蓟县均无暇于此；1992年计划立项，可是没有钱；1999年，海泃河流域规划中，终于把这个工程纳入，从2001年开始修建。“其实这个工程，等于是天津市对蓟县的一个补偿工程。”王安副局长说。

蓟县在天津的北部，其中的于桥水库作为引滦入津的水源地，担负着向天津城区供水的任务，这个过去用于农业灌溉的水库中的水，蓟县是不允许动一滴的。另外，每天还有9万立方米的地下水被抽上来，输送到市内，用于一个大型化纤厂的生产用水。此外，在蓟县某地还利用地下水建了天津城区的备用水源地。

可是蓟县的情况又如何呢？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普通百姓，一个说法：缺水，缺水，还是缺水。

天津全年降水量只有500多毫米，而北部蓟县山区有的年份只有三四百毫米的降水量，而且地域分布不均，时间主要集中在7到9月。蓟县县城近10万人口的城区供水靠地下水，整个区域的农业灌溉、牲畜饮水全靠地下水。连续七八年干旱，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人畜饮水困难。地下水位更是连年下降。

在离杨庄截潜工程不足5公里的罗庄镇，一个村民指着自家的水井说，七八年前打五六米深就可以出水，这几年水位一直下降。这是去年冬天新打的水井，打了40多米。

而在水库东边约10公里的青松镇，一位妇女说，这里的井已经打到100多米深了，每周用抽水机往上抽水时，得花好长时间。

平谷把官司递上去了，但是就像其他水务纠纷一样，公说公有理，婆讲婆有理，有关部门已经开了三次省际之间的协调会，一时也断不了案。“天旱缺水，谁也无可奈何。”这是上下游的人都说的话。谁都不是不懂道理，只是谁也不肯让，也不能让。

水荒中的城市被水限制了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平均每年因旱受灾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5。全国600多座城市，有400多座城市缺水。

各地方的水务纠纷接连不断。几年前，在年降雨量年为1500多毫米的湘江上游，因为争水，广西和湖南的两个县曾发生过械斗，万人参与。

地处九泃河下梢、因水而得名的天津，如今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160立方米，为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16，远远低于世界公认的人均占有量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

水，已经成为这个城市发展的命脉，同时也成为它和周围省市纠纷的根源。天津汉沽与泃河北丰南的老百姓曾因水产品养殖用水，发生过械斗；天津宁泃河与泃河北省因为地下水源地也曾发生纠纷。

这一次，轮到了北京———另一个水荒中的城市。

在平谷金海湖边种了一辈子地的王老汉说，“1958年海子水库建之前，是年年发洪水，一下就几十个村子都被冲走了。”不过这样的场景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

有资料表明，民国初年，在平谷境内的?泃河设有寺渠、芮营、英城三大渡口，可运载重达10吨的货船。

事实上，据平谷区水资源管理局农水科科长说，“自1998年之后，海子水库就没有再提过闸。”———因为已经无水可放了，30万亩的灌区已经名存实亡。“那些有钱打井的村镇打井浇地了，像夏各庄镇的一些村子打不了井，就又回到靠天吃饭了。”

而对于平谷区而言，金海湖缺水不仅仅是农业灌溉受到影响的问题。按照平谷区的思路“工业强区、旅游富民”，但实际上平谷工业实力比起北京其他区郊县还是相对较弱的，所以依托金海湖把旅游产业带起来是区里规划的重中之重。

记者看到一份平谷区描绘的金海湖的远景蓝图，“以24平方公里金海湖为基点，辅之于周边133平方公里辐射的占地面积，集国际水上游乐园区……将造就出北京有史以来面积最大，功能最全，设施最先进的绿色生态经济开发区。”但是，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因为水的不足，正面临根基上的威胁。

平谷区旅游局行业管理科张副科长说，“如果金海湖没有水了，那么什么都是白扯了。”

缺水的损失已经表现出来。

由于水面小了，很多水上项目办不起来，投资商不来，游客也在逐年减少。如果得不到有效补充，那么以水为源的旅游就将随着水而干涸。

天津的王安对平谷的说法不以为然，“按照水资源的重要顺序，先是饮用水，其次是生态用水和农业用水，金海湖是旅游用水，杨庄水库却是要供给天津蓟县城区近10万人的饮用水。如果说有影响，按重要程度，杨庄水库的重要性也应在前。”

一位蓟县人更是不忿，“北京在潮白泃河上游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包括库容40亿立方米的密云水库，影响到天津潮白泃河的水量，这样的先例谁又来制止过？”

有人能做这个判官吗？

缺水的中国需要制度之解

在中国，从2000年大旱之后，水资源短缺对整个社会造成的不利影响已经凸现，此后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对水的争夺此起彼伏。《亚洲华尔街日报》判断：“在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环境问题中，水资源问题可能是最紧迫而且影响范围最广的。”

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吴季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水资源状况与经济安全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我国视水为一种公共物品，属于“无主之地”，对水资源浪费因此触目惊心：我国城市供水管网漏损率达20%左右，仅北京市一年跑冒滴漏的水就达36万吨；我国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为218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5～10倍。

在计划经济时代，水作为一种自然资源和福利性的产品，由各级政府直接包办开发利用，不存在水资源使用权的合理分配、依法拥有、有偿转让的问题。对用水需求的满足，也是由政府负责无偿或低价供给。

种种现象表明，水荒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祸”。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院士沈国舫认为，要解决人祸水荒，就必须让市场体现水作为资源的价值。北京等城市纷纷提高水价即是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不过，沈国舫认为，“既然水有价就会有权，就会有产权问题，”价格杠杆只是手段，根子还在产权上。

我国水法不同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水法，对水权的界定、分配、转让或交易都没有涉及。但中国的水权已呈萌动之势。

面对水务纠纷，人们习惯性地希望上一级的政府能够出面进行调解，就像孩子们打架，家长要来定个是非。不过家长越来越不好当了。不仅仅手心手背都是肉，而且随着人口压力的不断升级、旱情的连绵延续，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渴求使得行政性分配捉襟见肘，两面不满意，八面不讨好。各地都在争水的矛盾中寻求一些解决之道。水利部也在浙江省东阳和义乌之间、余姚和慈溪之间的水权有偿转让进行了试点，但至今并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的做法。

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教授王浩评价说，从过去水利系统的实践来看，多是水权转让，都是在初始水权还没有固化下来就进行水权交易。“这些积极探索方向都是正确的，但是从真正的理论方法上比较确切开展水资源使用权的初始分配，还需要更多探索”。对于使用者而言，只有明晰了水权，把使用权固化了，节水才有原动力，节水型社会才有整个的宏观控制。水权初始分配，是政府进行宏观权属管理一个内在和核心的内容。

日前，参加“松辽流域大凌泃河水资源使用权初始分配实施方案”的20多位院士专家疾呼：为缺水的中国寻求制度之解。而这个“解”，在专家那里就是：推进水权制度建设，做好初始水权分配。

但是作为主管部门，水利部的声音是谨慎的。

吴季松说，水作为一项牵涉所有人的战略性资源，不管是用费提价还是变革管理制度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对蓟县修水库一事未做具体评论。

对于跨省际流域性水源争夺，吴季松说，“过去修建水库只是进行工程设计，今后要依据水权进行水库设计。蓄多少水，蓄谁的水，有没有权利蓄这么多水，这些都是设计水库的依据。”

他表示，“这里面有个认识问题：一是并非雨下在哪里，这些水的使用权就属于谁，包括地下水；二是在一个地方修了水库，并不意味着这个地方就取得了全部使用权。”谁也不能不顾上下左右，建立水权制度就是要考虑建立一个有序的取水制度。

虽然平谷人很不乐意，但是杨庄水库却如期竣工使用。

金海湖管委会的张艳高说，“人家修水库我们也无能为力，毕竟水从人家门前过，没有理由不让人家取。”旁边有人插话说：“要是国务院出面下个命令就好了。”

他们还是希望走原来行政解决的路子，“比较直接，比较快些”。水权制度对他们来说，有些“远水解不了近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