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区缺工200万”的消息，已经面临被“过度诠释”的局面。在众多媒体的集中报道和评论下，发生在局部地区、部分产业的结构性缺员，已经被不加限定地表述为“民工荒”，并成为批评漠视劳工权益、盲目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等社会不公现象的重要论据。
以往所有有关保护民工权益、提高民工待遇的呼吁和政策，都会面临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这两道“硬坎儿”的挑战。近年来，随着各地
最低工资标准政策的出台，就不断有经济学家提出质疑和批评，其依据无非两条，一是目前中国以民工为主体的低端劳动力市场近乎“无限供给”，按照市场规律，民工根本“叫不起价”，最低工资制度即使出台，也注定在实施过程中流产；二是如果强制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则一方面会扭曲劳动力市场，使更多民工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还会人为抬高劳动力价格，导致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比较优势”，甚至因此而使中国失去发展和崛起机会。
以中国13亿人口、数亿流动着寻找就业机会的劳动力大军，和“中国制造”以超低价格占领世界市场的现实为背景，上述观点确实足够有力，而使质疑者很难开口。而现在突然出现了“缺工”或“民工荒”，使上述坚实的逻辑被打开了缺口，媒体的兴奋和不惜“借题发挥”是必然的，即使其中不免对事实和含义的夸大。
从目前可以掌握的信息分析，出现在广东、福建等地的所谓“民工荒”，只是局部的结构性缺员，只要当地企业在工资待遇和信息传播方面作出适当调整，其劳动力缺口应该不难补足。当地劳动人事部门的官员甚至担心媒体对“民工荒”的过度渲染会导致新一波“民工潮”，也并非全是危言耸听。
但即使持中而论，出现在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力缺员现象，还是有值得用工企业、地方政府和经济学家重视的信息。一是，即使是短暂、局部的“民工荒”，也足以证明中国目前的劳动力供给虽然还是供大于求，但已经很难再言“无限供给”。而供给不再“无限”，劳动力对低薪的承受也就不会“无限”，提高工资、改善待遇，已经不仅仅是社会舆论的道义诉求，也是企业决策中必须考虑的市场因素；二是，长期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判断，可能已经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对“比较优势”的过度依赖，而忽视或延迟了对产业更新、技术升级的关注和引导。实际上，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和榨取，往往会导致资本的短视化和劣质化。而对此类劣质资本的过度依赖，虽能支持地方经济的短期繁荣，却可能缺乏长期发展的后劲和应对变化的能力。比如这一波“民工荒”固然不难度过，但珠三角的企业们能不能消化掉因提高工人工资而导致的成本上升，继续保持市场竞争力，不但关系到这些企业的命运，而且对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乃至整个“比较优势”战略，也都有重要的影响和标志性意义。
中国毕竟在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就是必然的趋势，政府、企业都必须未雨绸缪地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寻找新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诸如最低工资制度等基于道义诉求而形成的法律制度，会因为逐步得到市场的支持而变得更有实效，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于民工而言，局部的供求关系变化，还不足以成为某个民工个体与雇主谈判的“筹码”，但从发展趋势看，社会舆论、法律制度，都在逐步形成对民工权益的保障，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微妙变化，也将使民工们逐渐能“叫得起价”来。（来源：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