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一直是中国文化界的焦点人物。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引领流行文化的畅销书写作开始，他的每一部新作出版，都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这次的长篇自传(余秋雨自己称为“记忆文学”)《借我一生》也不例外。和余秋雨打过名誉官司的学者古远清和媒体从业人士肖夏林近日或撰文或接受采访，断言“余秋雨自传公然造假”，“余秋雨的‘记忆文学’毫无价值”；也有论者认为，余秋雨的新作充满“自炫”和“攻击”。
事件的焦点还是集中在余秋雨的“文革”问题上。而余秋雨也再次声明自己在“文革”期间是清白的，“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他人的事”。而对众人关心的他参加了“文革”写作组并以“石一歌”笔名发表文章一事，余秋雨郑重发出悬赏：“有人如能指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句有他们指控问题的文章，只要一句，我就支付全年薪金作为奖励。”
按照过去的经验，余秋雨的任何一次自辩，换来的都将是更为汹涌的批判风潮——这次由于余秋雨花了十几万字的篇幅来详述自己的“文革”经历，估计引发的争议会比任何一次都大。兹事体大，余秋雨不可能不辩解，他的批判者也不可能不深究，僵局还将继续。只是，这样的文化争辩多少有点令人担忧：文化界会不会因此出现一种扬道德而贬专业的思想倾向？——道德固然重要，但以道德为由肆意践踏一个人的专业成就，那同样是危险的。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上许多优秀的大脑，都曾因为“道德”、“立场”问题而被迫中断他们天才的思考和创造。
在当代中国，遭遇批判最多的作家有三个：余秋雨、贾平凹和王朔。谁都知道，他们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但他们身上却都承受着数以千计的批判文章的压力。这些批判文章，有一部分是学术批评，但非理性的谩骂和攻讦也不在少数。因为在“文革”期间写了几篇“左”的文章，就把余秋雨定罪成“文革余孽”、“四人帮文胆”；因为写了《废都》，就把贾平凹说成“流氓作家”；因为《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的流行，就把王朔的小说贬斥为“痞子文学”，这显然已经越出了正常的文艺批评界限，演变成了新的文化暴力——而任何一种文化暴力的重演，最终伤害的都将是文化本身。
由此我们想到，承受了这么多年的批判之后，余秋雨等人有没有可能获得批判者的同情和宽容？或者说，大家能否不把学术问题政治化，都回到一个更尊重事实和更理性的语境里来著文和辩论？也许，今天的中国，对于余秋雨这样卓有成就的文人，宽容他比批判他更为重要。他们并非圣人，偶有错失，实在常理之中，只要确实没有为害他人、祸及国家，事过境迁之后应该得到原谅。要他们因为一点历史疑团，就长久处于批判的压力之下，这显然太过残酷。
可现在的问题是，对余秋雨的批判，罪名越闹越大，帽子越戴越高，什么“文革余孽”、“四人帮文胆”、“四人帮帐中主将”，这些谁都承担不起的重大罪名，都冠在了余秋雨头上。这时，即便余秋雨真的有错，再要他低头认错，也已经很难——他只要承认其中的一个小错误，最终就可能将所有的罪名都坐实在他的头上。余秋雨深知这一点的危险，所以只好硬着颈项往前走，如他自己所说，“我怎么能低头”？值得深思的是，那些把余秋雨说成是“文革余孽”、“四人帮文胆”的批判者，一直以来都没有找出强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余秋雨的“文革”表现其实是一个十足的疑案。在这种情况下，余秋雨会对批判者和传媒心存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知名人士，余秋雨当然是可以批判的，但任何的批判都必须以事实和证据为前提，也必须在理性、负责的语境中展开。关于余秋雨的历史问题和散文价值得失，显然需要一场更严谨的历史考据和文学分析来为其定性，但在没有发现新的罪证以前，余秋雨的那点历史问题理应获得宽容——罪责比余秋雨严重得多的人都已获谅解，我们没理由让当年才二十出头的余秋雨独自为“文革”忏悔。毕竟，任何一个从艰难岁月中爬过来的人，都不敢担保自己是完全清白的，余秋雨是这样，余秋雨的批判者也是这样。
当然，宽容余秋雨，并不等于要为他开脱什么，而是给余秋雨一个冷静的反思空间，同时也提醒余秋雨的批判者：批判余秋雨，除了要找到更有力的证据外，或许也该换一个角度了——如何让自己的批判既符合现代理性，又能准确地命中目标，这值得余秋雨的批判者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