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万军

　　7月中下旬，从淮河洪灾金的挪用到大姚救灾款案的事发，每当救命款被地方官员染指的报道传来，我们很难视为那是一起“新闻事件”，似乎只是一种老病的又一次发作。

　　俗话说，盗亦有道。而如今冲破底线的贪占者根本就不管这一套。他们贪而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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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产生的恶果已是直接将我们这个社会的最低保障阶层置于不顾的生死边缘，在他们眼中，哪里还有什么钱款不能贪的概念！从“退前捞一把”到无所不贪，它所冲破的不是最低保障阶层承受的底线，而且是趁火打劫的“血线”。依此看来，靠“道”来维系贪占者操守显然靠不住，血线不存，何况底线？

　　对所有丧心病狂的贪婪者的遏制，无机可乘优于以儆效尤。所以伴随着新一轮救灾款所出现的贪占，关于加强扶贫、救灾款的监管与审计力度的呼吁几乎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应该说，这是当务之急，的确甚于水患。

　　但既为老病，我们总该在老生常谈之外，重新切一切脉，看看此病是否有一些“必然”。

　　救灾款在灾民看来，当然是救命的口粮与保命的饭碗，但在一些地方官员眼里，又是他们的何物呢？地方官员，尤其是臃肿的乡村两级干部群，他们也存在一个“口粮问题”，虽然他们缺的“口粮”未必是粮食，但是如果他们吃得可口而固定的“皇粮”一时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那么救灾款的接踵，岂不是让他们端上了金饭碗？

　　淮河流域的一位干部在《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中说得再明确不过了：“不光是救灾资金，只要是国家的拨款，很多地方政府和干部几乎都会产生狠捞一把的‘条件反射’，截留、挪用中央资金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做法和习惯。”

　　此言一出，反思应该大于愤怒。凡是一种普遍的病态，就不能简单地指责个人的免疫力的高低，而应该把传染的根源做一个现实的剖析。

　　侵吞救灾款的老病会不会必然发作，在我看来，主要取决两项指标的健康与否：

　　1、地方财政尤其是机构改革并不成功的地方财政，靠什么支撑？

　　2、地方政府，包括乡村两级领导干部，以支配资金为核心的各种权力是否过大？还存不存在对他们的支配权的机制限制与民主约束？

　　显而易见，如果地方政府机构臃肿，财政支出不足，那么灾民的“救命款”就会成为地方官员寅吃卯粮而且还吃香喝辣的“金饭碗”；如果他们乡村两级领导干部在当地几乎不存在权力之限，那么他们就不仅会“近水楼前先得月”，而且势必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给谁多少就给谁多少。于是，那些本应谁都不敢动的资金，变成了有了点权力的人谁都敢捏的软柿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即使是地方财政不足，乡村干部一般也到不了温饱线以下的地步，他们的“口粮”需要，也无非是欲壑难填的喝酒钱、购车钱、盖楼钱。而这些“口粮”，别说是财政不足时满足不了，就是财政丰足，也不是干部“口粮”的应有内容。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权力不受监督导致土皇帝的“胃口”越来越大的缘故。如此权力，如此“胃口”，不贪占扶贫、救灾款，靠正常的开支，如何满足？

　　如果上述两项指标在一些地方的标准答案总归是——机构臃肿，财政不足；权力过大，无法约束。那么，此病的“必然因素”就在这里，而根治此病的处方不仅仅是一两次审计风暴的刮过，而是要进行包括机构、机制、基层民主建设在内的彻彻底底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