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政治委员生涯(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27日13:14 新华网

　　政治委员是邓小平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戎马生涯中担任的一个重要职务。直到晚年，跟随邓小平南征北战的老战友、老部下仍亲切地称他为“邓政委”。

任红七军政治委员时的邓小平

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野战军政治委员时的邓小平

　　由邓小平任书记的五人总前委。左起：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

　　一、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

　　1929年末和1930年初，邓小平领导发动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并担任总政委，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委员生涯。从中共中央的秘书长到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军队政治委员，从负责中央机关的文书、交通、财务、机要等具体事务到领导一个地区党和军队的全面工作，这既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积极对起义的旧军队进行根本改造，创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百色起义产生的红七军，其基础“一部分是转变过来的旧军队，一部分是斗争未深入的农民”；龙州起义诞生的红八军，其基础则“完全在旧军官手中”。将这两支武装力量改造成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作为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当时面临的首要任务。为此，邓小平到任后就下大力整顿部队组织，清除反动军官，纯洁部队成分，用党的思想武装官兵，并在红七军、红八军公开成立党的委员会，发展基层党组织，实行部队一切行动由党的委员会统一指挥。他亲自领导组建了第一纵队党委会，并强调：“党委是部队最高的领导机关，纵队一切重大的事情，都要经过纵队党委讨论通过后才能执行。”同时，邓小平还积极开展革命的政治工作，用党的纲领和方针、政策教育官兵，并举办了教导队，每隔几天就亲自去上一次政治课；实行军队内部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消除旧军队中的官兵对立；团结和教育旧军队中的左派将领成为党的军事指挥骨干，坚决清除变节叛乱分子；组织部队开展群众工作，严肃群众纪律等，经过上述一系列有力措施，使起义的旧军队在政治上、组织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新型革命军队。但要不要党的领导、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红军初创时期一个带普遍性的课题。当时，在红七军、红八军依然盛行“处处以军事为中心来决定一切”，邓小平改造旧军队的工作步履为艰。正如他在《七军工作报告》所说：“七军本是和平转变来的，转变后的改造工作非常不够，致有三次叛变事实之发生，都是旧的基础（包括兵油子）没有肃清的结果。党及政治工作仍有很多缺点，党的领导仍是薄弱，不能在紧急关头打破官兵的失败情绪。”这也正是导致红七军、红八军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遭受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稳定和巩固部队，在艰苦卓绝的千里转战中保存革命力量。在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错误路线主导下，红七军被命令离开右江地区，去完成“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任务。当时，邓小平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指出红七军力量、装备都不强，要想打下桂林、柳州甚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把握的。但这一正确主张没有被南方局代表所采纳。从1930年9月至1931年7月，在长达10个多月的时间里，红七军艰难转战，在桂、黔、湘、粤、赣5省边界地区，长驱7000余里，作战百余次，部队虽打得英勇顽强，但因敌众我寡，数次攻坚战斗败多胜少，损失惨重，部队由四个团七千多人锐减为两个团两千余人。在漫长而艰苦的转战中，红七军前委内部围绕武装斗争的路线问题，从未停止过争论，按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一路上天天吵，吵了一路！1931年1月，当红七军打下全州后，召开领导干部会议，讨论红七军的前途问题。会上，为巩固和稳定部队，邓小平主张放弃攻打桂林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随后，前委决定到江西去会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7月，红七军蹈艰履险，终于在江西兴国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为中国革命保留下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中强旅。直到40多年后，毛泽东还多次对邓小平讲：“红七军能打啊！”

　　二、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

　　全面抗战开始不久，1938年1月，邓小平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调任一二九师政委。这一时期，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和领导艺术走向成熟的主要阶段，也是邓小平作为政治委员驾驭复杂斗争局面、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晋冀鲁豫根据地并在政治、军事、经济、党建、政权和群众等诸多工作中创造出辉煌业绩的重要历史时期。

　　共筑部队核心，刘邓创造了军政主官紧密团结合作的楷模。两长制是我军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军政主官能否团结合作，是这一特色和优势能否充分发挥出来的关键所在。邓小平在红七军时就与总指挥李明瑞团结得很好，在一二九师更与师长刘伯承创造了珠联璧合的佳话。作为政治委员，邓小平十分敬重刘伯承的高尚品格和治军才干，又从刘伯承这位我军著名军事家的高超指挥艺术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智慧，这对他的政治委员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与刘伯承长达13年的共事中，邓小平始终谦虚谨慎，善团结、讲原则，敢负责、重配合，在始终保持军政主官亲密无间的关系中，充分显示出一个成熟的政治委员良好的思想修养和坚强的党性原则。正是刘邓这种紧密团结的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部队各级领导和广大官兵关系融洽。正如后来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的回顾》中所说：“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得这一条。”

　　着眼抗战全局，根据战争形式的发展变化正确指导部队和根据地建设。1941年，经受了百团大战沉重打击的日本侵略军，把战争重点转到了华北根据地，加之国民党封锁包围和连年自然灾害，华北敌后抗战和根据地建设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一二九师建设和发展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在领导部队建设和发展的实际工作中，邓小平总是把部队建设与根据地建设作通盘考虑，明确提出了在根据地建军、建政、建党的任务，指出，建军就是要把武装斗争放在第一位，把重心放在掌握和贯彻统一战线政策上，正确执行三三制原则，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并加强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建党就是要把重心放在加强群众工作上，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党的各项政策，加强党对武装的领导和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纪律。为彻底扭转晋冀鲁豫抗战的困难局面，1943年1、2月间，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温村会议”，系统总结了抗战以来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全面建设的十条基本经验，解决了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战略问题，为全面加强部队建设和根据地工作、迎接抗战胜利进一步指明了正确方向。

　　三、晋冀鲁豫军区、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区政委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中国革命进入了夺取最后胜利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的政治委员生涯也进入了更为波澜壮阔的的阶段。晚年，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仍十分动情地说，在我的一生中，最高兴的就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1952年7月，在为新中国最后一块广袤土地的解放和建设作出巨大贡献之后，邓小平在西南军区为他的政治委员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邓小平以更宽广的视野、更果敢的决策、更自觉的行动正确认识和处理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抗战的硝烟未尽，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烟幕又起。为坚决打击国民党的内战阴谋，配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1945年秋，邓小平精心部署上党、平汉战役，打了一场漂亮的政治仗。在作上党战役动员时，针对许多人为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安全担心的思想顾虑，邓小平明确地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并深刻指出，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抢走。之后，在部署平汉战役时，邓小平贯彻中央的统战政策，明确指出：“为打退蒋介石的进攻，使其在政治上陷于孤立，必须在国民党军中开辟新的战线，首先要争取受蒋介石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军，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来。”并亲自领导了争取国民党高树勋部起义的工作。后来他说：“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正是由于邓小平正确指明了上党、平汉战役的性质和目的，做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动员，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军内部的矛盾，从而取得了重大胜利，有力地配合了重庆谈判。正如邓小平所说：“真正讲反攻，是上党、平汉战役开始迎战敌人的。我们迎战敌人，逼蒋签定双十协定。”1947年6月，是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紧要关头。为减轻陕北党中央面临的国民党重点进攻压力，按照中央军委部署，刘邓大军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突破黄河天险，转战鲁西南，千里跃进大别山，完成了转入外线作战，把战争引向国统区，改变整个战争态势的战略任务。在这一重大战略行动中，邓小平鲜明而坚定的全局观念起到了力挽狂澜的决定性作用。在跃进大别山的时机决策上，因当时部队刚刚突破黄河亟待休整，邓小平原本想部队休整后再行动。此时，他收到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三个A级（最急的）极秘密电报，内容十分简单，就是“陕北情况甚为困难”。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部队停止休整，立即义无返顾地提前了挺进大别山的行动。后来，他满怀深情地回忆说：“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在坚守大别山斗争的艰难日子里，邓小平经常鼓励大家说，我们困难多，是在“啃骨头”，但兄弟部队开始“吃肉”了，我们啃的“骨头”越硬，兄弟部队的胜利就越大。

　　邓小平以更强的政治勇气、更大的军事胆略、更高超的指挥艺术在大仗恶仗中写下大手笔。1948年11月，在徐淮广大战场上，一场以我60万对敌80万的战略大决战开始了。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这场中国战史上空前规模的淮海战役，并充分展示出他作为卓越政治家、军事家的宏大气魄和过人胆略。特别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在下决心围歼黄维兵团的战役决策上，邓小平走出了一招有胆有识有谋的“险棋”。黄维兵团是蒋介石有名的王牌，有4个军11个师，并配属有1个快速纵队，共12万人。尤其是第18军，号称蒋军五大主力之一，全部是美械装备，军官为清一色军校毕业生。而我中原野战军，经过挺进大别山等战役的艰苦作战，无论是人员还是装备都受到很大损失，要想夺取胜利，非付出极大努力不行。为此，邓小平在作战前动员时，无比坚定地说：就是要有“叫花子烧铺草”的精神，“只要消灭了南线的敌军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是可以取得全国的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围歼战斗结束后，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综合报告中，对战斗经过作了这样描述：“歼黄维兵团时，各部均下了最大的决心，不顾任何代价，歼灭黄维兵团的意志一直贯穿到下面；故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各纵队虽经过三次到四次的火线编队，没有叫苦的”。直到解放后，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地对邓小平等总前委的人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在渡江战役时，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在多次召集总前委专题讨论渡江战役作战方案和准备工作的基础上，经过百天思考，运筹帷幄，亲自动笔拟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在这一重要的军事文献中，认真贯彻了毛泽东“不要轻敌一点，甚为重要”的指示精神，提纲挈领地分析了斗争形势和任务，确定了战役的目的和总的部署，充分预计到战役发起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从而提出了各种强有力的对策和掌握的重点，并规定了各个作战集团的任务和基本动作，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作为军队政治主官，文武兼备、高屋建瓴、抓住关键、宏观决策的鲜明特点和指挥艺术。从1949年4月20日夜百万雄师渡江，至5月27日京沪杭战结束，整个战役基本上是按照实施方案展开并取得了辉煌胜利。刘伯承赞叹地说，敌人摆的是一条“死蛇阵”，而破阵的法宝之一，便是《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邓小平以更深远的政治谋略、更全面的领导艺术、更干练的工作作风主政西南，显示出卓越治国才干。刚刚参加过新中国成立庆典，邓小平又率部开始了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新征程。在西南近三年的时间里，邓小平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领导一个大战略区的全面工作。自古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邓小平作为一个对四川有着浓厚情感的政治家，深知要解开这一千古难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改变蜀道难，改变“天府之国”与外隔绝、自成一统的状况。为此，1950年6月，当解放西南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时，邓小平就主持了成渝铁路的开工典礼，并在致辞中说：“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的交通事业开始做起。”其实，一年前，中央决定二野进军西南时，邓小平就已在谋划这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并在上海市长陈毅家里会见了兵工专家陈修和，就修建成渝铁路问题进行深入的交谈。当时，邓小平就明确表示：天府之国四川，到现在还没有一条铁路，这怎么行？成渝铁路一定要搞，尽快搞。这简短的话语，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深谋远虑。在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重大转变的时期，邓小平一手抓军事斗争，强调要抓紧做好九十万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清剿土匪，把革命进行到底；一手抓城市接管和社会经济建设，明确提出，要充分发动西南六千万基本群众，进行农民的组织和教育。同时，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大力提高军队和地方共六十万人的素质，既要当好战斗队，又要当好工作队。当接到中央进军西藏的指示后，邓小平明确提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重要原则，并从西藏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军事、宗教与神权的纵横比较中，对这一原则作了深刻阐述，特别强调指出，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需要一定数量军事力量，从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未解决，而解决者亦多靠政治，如唐朝和番。以后用兵均未成。解决西藏问题多靠政治，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邓小平这番通古今、明事理的话语，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为和平解放西藏指明了正确方向，为藏、汉民族团结建设新西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7月，根据中央的指示，邓小平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常务副总理，从此告别他的政治委员生涯。 (蔡继承王绍军岳睿敏)（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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