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军

　　7月中下旬，从淮河洪灾金的挪用到大姚救灾款案的事发，每当救命款被地方官员染指的报道传来，我们很难视为那 是一起“新闻事件”，似乎只是一种老病的又一次发作。

　　俗话说，盗亦有道。而如今冲破底线的贪占者根本就不管这一套。他们贪而无道，其

带您零距离走近蔡依琳 工作與生活如何大不同 中国报刊广告推介年会 新浪会员登录UC聊天

产生的恶果已是直接将我们这个 社会的最低保障阶层置于不顾的生死边缘，在他们眼中，哪里还有什么钱款不能贪的概念！从“退前捞一把”到无所不贪，它 所冲破的不是最低保障阶层承受的底线，而且是趁火打劫的“血线”。依此看来，靠“道”来维系贪占者操守显然靠不住，血 线不存，何况底线？

　　对所有丧心病狂的贪婪者的遏制，无机可乘优于以儆效尤。所以伴随着新一轮救灾款所出现的贪占，关于加强扶贫、 救灾款的监管与审计力度的呼吁几乎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应该说，这是当务之急，的确甚于水患。

　　但既为老病，我们总该在老生常谈之外，重新切一切脉，看看此病是否有一些“必然”。

　　救灾款在灾民看来，当然是救命的口粮与保命的饭碗，但在一些地方官员眼里，又是他们的何物呢？地方官员，尤其 是臃肿的乡村两级干部群，他们也存在一个“口粮问题”，虽然他们缺的“口粮”未必是粮食，但是如果他们的一心为了吃得 更可口、而固定的“皇粮”一时又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那么救灾款的接踵，岂不是让他们端上了金饭碗？

　　淮河流域的一位干部在《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中说得再明确不过了：“不光是救灾资金，只要是国家的拨款，很多 地方政府和干部几乎都会产生狠捞一把的‘条件反射’，截留、挪用中央资金几乎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做法和习惯。”

　　此言一出，反思应该大于愤怒。凡是一种普遍的病态，就不能简单地指责个人的免疫力的高低，而应该把传染的根源 做一个现实的剖析。

　　侵吞救灾款的老病会不会必然发作，在我看来，主要取决两项指标的健康与否——1、地方财政尤其是机构改革并不 成功的地方财政，靠什么支撑？2、地方政府，包括乡村两级领导干部，以支配资金为核心的各种权力是否过大？还存不存在 对他们的支配权的机制限制与民主约束？

　　显而易见，如果地方政府机构臃肿，财政支出不足，那么灾民的“救命款”就会成为地方官员寅吃卯粮而且还吃香喝 辣的“金饭碗”；如果他们乡村两级领导干部在当地几乎不存在权力之限，那么他们就不仅会“近水楼前先得月”，而且势必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给谁多少就给谁多少。如是，那些本应谁都不敢动的资金，变成了有了点权力的人谁都敢捏的软柿子， 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即使是地方财政不足，乡村干部一般也到不了温饱线以下的地步，他们的“口粮”需要，也无非是欲壑难填的 喝酒钱、购车钱、盖楼钱。而这些“口粮”，别说是财政不足时满足不了，就是财政丰足，也不是干部“口粮”的应有内容。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权力不受监督导致土皇帝的“胃口”越来越大的缘故。如此权力，如此“胃口”，不贪占扶贫、救灾款 ，靠正常的开支，如何满足？

　　如果上述两项指标在一些地方的标准答案总归是——机构臃肿，财政不足；权力过大，无法约束。那么，此病的“必 然因素”就在这里，而根治此病的处方不仅仅是一两次审计风暴的刮过，而是要进行包括机构、机制、基层民主建设在内的彻 彻底底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