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一上午。

　　邓先群：一上午，那天上午连散步，10点钟散步都没散步，一直聊到中午吃饭，后来我大哥就说了，过去的话都给外国人讲了，要见一次外国人，几天以前都在思考，如果他们讲些什么东西，过去很多话都是通过外国人来讲的，所以我二哥还是挺能够理解的，本来弟兄这么些年，几十年，我二哥今年已经93了，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老哥儿俩，从来没有这么聊过天。

　　主持人：这个是我今天第一次知道大姐，等于说这么大的一件事儿，历史性的事件，走之前你们也没有什么预兆，回来之后老人家也基本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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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林： 对，我爸爸这个人他不爱说话，他从来不发声明，说我要出去干什么。

　　主持人：除了南巡的时候不爱说话。

　　邓林： 对。必须到那儿，到那个节上，他该说的他一定说。

　　主持人：说到“为人民服务”，人们马上会想到毛主席，想到周总理，然后到了老人家这块变成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平常生活中你们观察，老人家比如说生活中有的时候有很多苦，这儿遭灾了，那儿出事了，谁的日子过得不顺了，会不会写到老人家脸上去？

　　邓林： 我觉得我爸爸这个人，他真的是什么都不写在脸上，但是他绝对有他的行动，他考虑的事，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就说看什么《今夜有暴风雪》，他忽然说了，他也看电视连续剧，看完了以后他就回忆当年，说我们真的花了很大的精力来考虑这一批青年，怎么解决下乡的知识青年的问题，怎么样让他们回来，然后包括高考，还有学校招生，中学、大学，这一系列的教育制度的恢复和改革，所以我觉得，他想过的都是每一点每一滴都是人民的事情。

　　主持人：眠眠，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答案会是什么，你替爷爷捐过钱吗？

　　眠眠： 我没有自己去给爷爷捐过钱，但是因为我们都工作以后，也有一个惯例，因为爷爷每年都会给希望工程捐一点，所以我们都从自己口袋里拿一些充数，一起就捐过去了。

　　主持人：据你们的了解，整个老人家捐过多少次钱，他往往是因为什么事儿要去捐钱？

　　邓林： 它为灾区、残疾人、贫困地区捐过，要不然我们全家，大家凑份子，要不然就是我爸爸妈妈那点钱，然后我爸爸去世以后，我妈妈还接着捐，反正他们的钱差不多都捐光了，可以这么说，没多少存的，我们还劝妈妈，你得留一点，不行，都捐，要不是老同志困难，捐给老同志，反正我妈妈这个人就是心肠好，谁有难处她都帮。但是我妈妈和我爸爸捐都不愿意声张，所以让秘书去写一个老共产党员，结果被捐的人觉得挺奇怪，跟着他们，跟着跟着就跟到我们家了，最后知道原来是他们老两口捐的。

　　主持人：就那次希望工程。

　　邓林： 对，希望工程，这才查出来，要不然他们也弄不清楚是谁。反正捐钱捐物，但是最大一笔捐款应该是我父亲生前，他出《邓选》有一笔钱，80万，这两年存到一百万，我父亲生前就明确说过，这一笔钱我要捐给教育事业，所以这一笔钱，我们家谁都没有动，存到现在一百万了，正好今年是我父亲百周年，我们决心一定要把这个事推下去，所以一百万做了一个盒，做了一个青少年的发明创作的一个基金会，来奖励青少年，有了自己的发明，自己新的创造，鼓励国家科技往前推，已经由共青团来总抓这件事情，然后把这个基金做下来。

　　主持人：这就等于说。

　　邓林： 我父亲捐的最大一笔钱。

　　主持人：也没给你们留下其它的什么了。

　　邓先群：留下的东西多了，不是钱。

　　主持人：我说的在钱方面、物质方面就没了。

　　邓林： 钱没有了，我父亲也不希望我们要这笔钱，因为钱不能给子女带来什么幸福，我觉得我爸爸一生中对子女的教育，遵循的就是给他们本事，教育他们成才，多少不在乎，能养活自己就行，当然，我爸爸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家的人没有大出息，也有中出息，有小出息，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做的，能有点大出息，就做多一点事情更好，像我弟弟，他也不算最大的出息，算个中出息，做个残疾人事业，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有小出息，能在自己的岗位上，自己的职业上，能有一点小小的成绩，这我父母也会满意的。

　　主持人：到眠眠他们这一辈呢，是准备大出息了？

　　眠眠： 我们尽力而为。

　　主持人：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作为邓家的后代，在面对这样的时代中会不会有压力？

　　眠眠： 压力从小就有，我们都习惯了，因为别人看的眼光肯定会不同，包括来自家庭的压力，因为当知道自己是爷爷的后代，这种压力肯定是不同的，因为你不仅代表你自己，还要代表这个家庭，你所做的事情，你所说的话不仅要受别人眼光的瞩目，也要受自己家族的这样的一种内在的动力，爷爷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财富，可能就是在他平常一些不经意的日常琐事里边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人格的东西现在一直激励我们。

　　主持人：这个话题我看大姨一直在特认真地听，最后终于点头的，考试合格了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