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会“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探索之路（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复杂化多元化，使得工会作为劳动关系矛盾产物的特征日益凸现：一方面，广大劳动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地呼唤工会履行维护职能；另一方面，企业和社会也需要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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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样的矛盾和问题在上海首先萌芽，也体现得更加集中更加突出。

　　上海工会在落实“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中，努力表达和维护好以经济利益、政治民主权利、精神文化权益和发展诉求为主要内容的劳动者权益，并以实际行动证明，这既是法律赋予工会的职责，也是新时期工会服务大局，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任务与途径。

　　曾经高度计划经济的上海，在经历一个巨大的嬗变；曾经习惯于以计划经济模式运行的工会组织，在改革发展的大局中重新定位。

　　源头参与———“以工会的名义”。这是上海工会表达和维护好职工权益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们通过积极参与，在协调劳动关系中取得了主动。

　　随着企业产权的变革，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三方利益格局形成，利益关系出现分化。劳动关系双方地位的差异，使不掌握优势资源的普通工人群体在利益分配中处于被动地位———劳动者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连续6年，上海市劳动争议案件都以年均36.23％的速度增长。

　　面对量大面广的职工权益保障需求，上海工会开始了积极的探索：

　　维护一个劳动者权益容易，但怎样维护整个职工群体的利益？

　　援助职工打一个官司容易，但怎样不让官司产生，真正更有效地保护整个职工群体？简单地做“灭火队”容易，但怎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火警”隐患产生的土壤？

　　在落实“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作中，上海市总主席陈豪提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首先要从源头抓起。于是，上海工会着力于健全维权机制，通过积极参与有关立法调研和政策法规的制定修改，拓展职工利益的表达渠道，努力探索源头维护广大职工合法权益的新途径。

　　上海工会主动向市委报告职工群众中的热点问题和工会维权重点工作；通过参与人大立法和政协提案维护职工权益和反映职工呼声；通过与市、区各级政府及部门的联系沟通机制，表达职工的要求和工会的主张；通过与党委有关部门及共青团、妇联等组织的联系，从而在市和区县、产业两个层面上积极拓展了表达职工愿望的渠道，形成维护职工权益的合力。

　　为此，市总成立了“参与立法小组”，聘请有关领导和专家担任咨询委员，区县局（产业）工会懂法律、懂政策、热心为职工说话办事的工会干部也积极参与立法工作。5年来，上海工会以工会的名义参与国家立法、地方立法和政府规章的制定共计190余件，就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政策、职工就业和再就业、职工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以及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等，提出修改意见、建议上千条。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总参与了市政协关于外来人员综合管理的调研，市医保局、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职工家属劳保制度改革调研，《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的修改以及《上海市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的修改，起草并主动联合市国资党委、国资委等部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民主程序的若干意见》等主张。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劳动用工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上海工会坚持党的领导，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中，发挥党委领导、行政支持、各方联动、合力推进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的体制优势，强化了在机制上对职工合法权益的维护。上海基层企事业单位的职代会制度得到坚持和发展，全市公有制企事业单位职代会建制率达到了88.57％，非公有制企业职（员）代会建制共9423家。

　　抓住一切机会，甚至创造机会，上海工会有效地强化了源头参与力度，使大量维权主张通过法律和制度得以体现和落实。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一项社会工程，光靠工会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上海工会充分利用全社会资源，寻找来自社会各方的力量支撑，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一个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良好氛围。

　　嘉定区有家合资企业拒绝组建工会。区总工会主席吴彪在上门十几次无效后，干脆请来了4位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区长和40余名人大代表到这家企业去宣传《工会法》，终于说服了企业。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一项综合工程，光靠工会自身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上海工会努力寻求力量的源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增强工会伸出去的拳头的分量！

　　———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形成三级网络。1996年，由上海市人大、市政协、市经委、市外资委、市劳动局、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市总工会等单位有关部门组成的上海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宣告成立。目前，上海市已有75个区县局（产业）工会成立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委员会，4000多家企业建立了基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

　　———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全面建立。1998年，上海开始积极探索推进政府部门、工会、企业三方共同参与的劳动关系协商机制。2002年，上海市劳动关系协调三方联系会议制度和联席会议办公室正式挂牌，从而解决了工会目前体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即企业工会在协调本企业劳动争议案件上的无能为力，进一步明确了上级工会代表下级工会依法维权的责任。

　　———社会各界对维权的监督得到加强。在过去5年中，上海市人大两次对企业贯彻《劳动法》、《工会法》的情况进行检查、视察；市政协组成30个检查组开展“走百家企业、访千名职工”活动；市建委、市公安局开展了保障环卫职工的权益和人身安全的联合检查，严肃处理侮辱、殴打环卫职工事件；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对全市不缴、欠缴和挪用住房公积金的用人单位进行监督检查，并予以追缴；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每年对用人单位执行《劳动法》、《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情况进行专项监督检查。

　　———全面推行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目前，上海有7.16万家企业建立了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覆盖职工259．3万人，有26家局（产业）建立了产业集体协商制度，308个乡镇、街道和经济开发区建立了三方协商机制，签订了1497个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2056家自主决定工资的国有企业开展了工资协商，1702家外资企业进行了工资集体谈判，2.84万家私营企业签订了工资集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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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各界的维权大合唱,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职工，其合法权益有了更有力的保护。

　　不同的职工群体有不同的权益诉求，怎样满足不同的诉求，做到个性化维权，是工会工作必须面对的课题。

　　上海工会把握职工队伍变化发展的趋势,针对职工队伍中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开展不同的维护,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维护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004年3月，在上海一幢高档写字楼上班的吴桢，发现这幢大楼里新设了一个“卫生服务点”。这个“服务点”可以为像他一样在这里上班的白领们挂号、配药并送药上门。“吴桢们”对恒安大厦工会联合会推出的这项服务感到满意。因为平时大家实在没有时间跑医院，有了小毛病也就硬撑过去。

　　另一家高档写字楼———南证大厦的楼宇工会联合会主席孙庆芬看到楼宇里高收入、高学历、高素质的白领们竟然无法评职称，立刻联系相关部门帮助这些白领们评职称。

　　工会的维权博得了白领们的好感。

　　这是上海工会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而开展个性化维护的一个缩影。

　　在风涌浪急的变革中，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上海职工队伍的概念开始向包含所有工薪劳动者的职工概念转化。这一内涵的变化真正赋予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应有的含义。

　　国企职工加速流向非公经济，需要工会适应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特点，丰富维权的手段和方式；传统产业职工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及高科技、支柱和新兴产业集聚，需要工会适应现代产业发展要求，提高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工会适应不同身份职工利益诉求的差异性，提高维权的针对性和工作的覆盖率。

　　对此,上海市总提出，针对不同群体，根据职工不同利益诉求，进行不同的维护，追求个性化维权，探索具有各自特点的表达途径。

　　维权体制顺应改革———

　　根据上海新一轮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的实际需要，在新成立的大口党政领导机构中建立和完善系统工会组织，保证工会组织在机构改革中能够做到组织不散、关系不乱和工作不断。目前上海市经济工作系统工会已经正式成立，社会工作等其它各大口也相继建立了系统工会筹备组。国有企业最为集中的国资委，建立了国资系统工会工作联席会制度。

　　支持市产业工会工作向区域性的行业工会延伸，使工会组织能够更好地做到条块结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以此来保证全市基层工会组织不因机构改革而影响组织隶属关系的挂靠，保证基层工会组织不因机构改革而影响工作开展和作用的发挥。

　　为了切实把工会工作的重点放到基层，上海率先在地方法规中赋予乡、镇、街道工会为“地方工会”法律地位。如今，上海区内社区工会工作组织体制正从原来单一结构的区、县工会派出机构，向面向社区内各种类型的单位、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一级工会组织转变。

　　在上海外商投资企业和其它民营经济聚集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探索工会组织管理模式，把开发区工会建设成为区域性的一级工会组织，将开发区内所有企事业单位和所有职工群众都纳入开发区工会工作的范围。

　　维权的覆盖面由此更为宽泛。维权内容顺应对象———

　　上海面临新一轮大发展，国企改革风生水起。不容回避的是，一些企业改革往往牺牲职工的利益。对此，上海工会明确立场：在国企改革、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上海工会注重维护职工就业和经济补偿等权益，积极参与企业改革方案、发展方案、职工安置方案的制订，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地，上海聚集了大量投资和大批高级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目前仅在外企、跨国公司、三资企业工作的“白领”人数已逾20万。如果按产业分类计算，2001年上海从事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职工达40.5％，这一从业队伍中“白领”群体的数字更庞大。那么，这些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的“白领”群体需要怎样的维护？上海工会正着眼于其发展权益、着眼于人的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着眼于组织归属感的提高，突出维护他们的民主参与权、精神文化权和发明专利权。

　　380万进城务工人员为上海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组织他们加入工会，关爱他们的生存状况，维护他们合法权益———上海各级工会早已把进城务工人员列入服务对象序列……在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中，上海工会维护的重点是他们最基本的就业、生活等基本经济利益。上海各级工会通过建章立制，通过参与制定与进城务工人员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通过建立和完善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认真参与劳动争议的预防和调解，不断改善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条件，积极解决工资拖欠问题等。

　　市场经济需要造就一支精明能干的工会活动家队伍。落实“组织起来，切实维权”需要工会活动家们的积极努力。

　　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不断的探索中，上海各级工会组织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敢于仗义执言，并得到职工认可的工会干部。

　　赵兰娣是上海乃至全国司法界的知名人物。这位原上海市闸北法院刑庭庭长，曾以其判案准确、公正而荣获上海市十大优秀法官、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在男性化色彩强烈的刑事审判领域，赵兰娣的女性角色更加凸显其不凡的职业光环。但是，赵兰娣现在的身份则是浦东新区总工会法律部部长，她是在2002年通过公开招聘走到这个位置上的，当时的动机很简单：可以运用自己深厚的法律功底更直接地为更多的人主张权益。

　　实践论证了赵兰娣选择的正确：不到两年功夫，她和同事们就在全区构建了包括三方协商机制、劳动关系协调处理制度、劳动法律监督检查制度、职工法律诉讼援助制度等8项制度在内的维权机制，从签订劳动合同到安全生产、劳动争议处理等各项维权工作都走在了全市前列，职工们发自内心地称颂她为“保护神”。

　　对上海工会来说，赵兰娣的意义不仅仅是她有效地维护了一方职工的合法权益，更在于由此传递出的信息：一方面，工会的活力只能从群众中来，从开门办会中来；另一方面，劳动关系日趋复杂化的今天，工会要表达和维护劳动者的权益，需要一支精明强干的工会干部队伍。于是，打造职业化、社会化的工会活动家队伍就理所当然地摆在了上海工会面前。

　　职业化，有助于改善工会干部的知识和素质结构，增强履行职能的专业能力；社会化，有助于工会工作冲破认识障碍，可以通过广大会员的意志和力量，来保障工会干部依法履行职能。

　　围绕工会活动家队伍建设，上海工会在工会干部的社会化、职业化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

　　浦东新区已向社会公开招聘了近70名职业化的工会工作者，由此带来最直接的变化是“工作能干到点子上”。

　　静安区总工会去年底首次向社会招聘了两名职业工会干部，经选举分别担任两栋楼宇工会联合会的工会主席，仅半年时间，楼宇工会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企业和职工的认可度大大提升。至今静安区已有53名这样的工会工作者。

　　杨浦区总工会在实施社区工会网格化管理中，通过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会志愿者担任网格指导员，在上任前区总对他们进行集中培训。

　　据统计，上海工会系统现有专职的法律工作者400余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约占90％），兼职律师70多名，兼职劳动争议仲裁员96人。由于长期从事工会工作，他们熟悉劳动法律法规，在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案件中履行着自己神圣的职责。

　　当然，工会干部的职业化、社会化会涉及用工体制、分配方式等一系列问题，这需要在实践中探索。但通过社会招聘、加大培训和考核力度等工作措施，上海街道、乡镇工会干部队伍的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工会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正成为落实“组织起来，依法维权”的一个抓手。

　　在着力于推进工会干部职业化、社会化探索的同时，上海工会还积极尝试开展基层工会主席直选、实行基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常任制等；加大了上级工会代表下级工会的探索力度，继市总工资协商顾问团成立以后，一部分区县局（产业）工会也采用行之有效的办法，为下级工会、基层工会提供法律、工作等方面的服务；以创建模范职工之家来努力提高基层工会工作整体水平和工作的有效性；各级工会还纷纷采用先进的测评、评估方法，对职代会作用的发挥、集体合同质量及履约情况、工会工作的有效性等进行较为系统的民主化评估，以增强工会组织的活力……

　　“组织起来，切实维权”，上海工会的维权能力更强、覆盖面更广、影响力更大、凝聚力更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