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农大教授赵晓明出了一本学术专著，其中不仅凝聚了他30多年的研究心血，而且有烈士的“赞助”———出书的钱来自在我驻南大使馆遇袭中牺牲的烈士朱颖的抚恤金。这件事让人听了心里很难平静。

　　赵教授从事药用植物遗传研究，曾对记者说：“搞农业研究是不是太苦了？甚至有些不幸？”此话并非夸张。他所在的教研室11名教职工，承担4门必修课，一年只分到8瓶500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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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酒精用于教学。要出书，谈何容易？

　　赵教授又是幸运的。朱颖父亲与之同事、邻居，慷慨解囊，用女儿的抚恤金帮助了他。而赵教授的第二部专著还是没钱出版，他只好抵押了住房，用贷款出了书。

　　烈士地下有知，对此会作何感想？

　　搞市场经济了，凡事都讲究经济效益，讲究投入产出。科研项目或许并不直接产生效益，甚至还要赔钱，投入与产出相去甚远。难道因此就不搞了？显然不行。厂商可以不搞，但国家必须要问，更要支持，包括投入。发展科技是国策，没有理由“苦”了科研，让学者感到“不幸”。

　　烈士抚恤金出版了学术专著，用得很有意义，也颇令人辛酸。为国家长远计，我们应该厚待科研，厚待学者。那花不了多少钱，不必动大项目，公款消费中的吃喝省一点，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