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日报报道】6月初的一天，一次特别的居民代表大会在下关区安乐村社区召开。市人大代表、下关区安乐村居委会主任邓安宁说起这次大会，至今还津津乐道：“南京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已经10年了，前不久，市人大要召开会议专门研究是不是开禁，作为这个城市的一员，社区居民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于是，就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居民代表大会。第二天，怀揣着社区2700户居民的意见，邓安宁走进了市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的办公室，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3位同样对“开禁”问题进行了调研的人大代表。他们对开禁投下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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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票”将成为人大和政府酝酿相关决策的重要依据。

　　“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是常委会主任、副主任接待代表来访的日子。我们一般会针对社会热点和百姓关注的现象，提前通知有关代表征求和调查群众意见。”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联络委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邓安宁参加的就是6月的“星期五例会”。

　　生动的实践让人们看到，实现和扩大民主已经体现在从市领导到普通市民的身体力行中，一个方方面面良性互动的“民主生态”正在南京形成。

　　市民、人大、政府部门在“民主链条”中找到位置

　　“隔行如隔山，过去组织人大代表对专业性较强的课题进行调研，对代表自身行业特点考虑不够，由于专业差异，摸不准情况，往往使调研走过场，问题和建议提不到点子上。”今年2月18日，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市人大代表专业组活动的意见》，96名代表按照各自所在行业、职业特点组成了6个专业组开展专题调研活动。如今，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代表联络工作的同志明显感到代表参加调研的热情高了，而代表的感觉是现在的调研考察“看到眼里去了，说到点子上了”。

　　2002年开始，市人大会议和人大常委会议第一次开门接纳市民旁听，2年过去了，南京市民“听会”热情越来越高。今年初的市人代会上，50多名旁听市民人数是上一届的近两倍。人大有关部门接着还专门召开了旁听市民座谈会，让市民对政府工作报告“说三道四”。会场上一位旁听市民当时说了一句意味颇深的话，“感觉自己找到了位置”。

　　政府工作要“经得起”百姓“质疑”。去年10月，市政府出台了《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提高行政效能的通知》，规定政府各部门提请市政府讨论决定重大决策时，必须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等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法规分析；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一般要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

　　今年年初，南京市第八部拆迁政策首次实行社会公示。10万市民通过各种渠道参加了政策讨论，有关部门分类汇总获得政策修改建议1558条，其中三分之一被采纳，创下了历次政府拆迁决策参与人数之最。如今，对于南京市民来说，价格听证、规划公示、市民意见征集这样的活动早已不再是新闻，而成为生活中的寻常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构建“民主生态”的链条中，“找到位置”的不仅仅是市民百姓。

　　科学设计制度，保证党代表、党委委员每年用好“党内民主权利”

　　今年年初，浦口区星甸镇党代会年会上，与会90多名党代表就该镇今年的发展目标进行审议。代表们的意见最终促成镇党委作出两项重大决策：一是定下财政收入突破亿元大关目标；二是投入5000万元，确保村村通自来水、水泥路，安装有线电视。

　　由几年开一次“党代会”到每年一次的“党代会年会”，浦口区从1999年开始的乡镇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在历经5年探索后，正逐渐走向成熟。浦口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从廷说：“过去，镇党代会一般3年召开一次，每次会期为2天，党代表履行职责只有2天。实行常任制后，代表们能够更充分地行使党内民主权利，发挥更为实在的作用。”

　　“过去，是区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向我们部署工作，我们只有学习、贯彻的份儿；现在不同了，他们向我们全体委员报告工作，接受审议和监督。”去年，白下区在全市率先将每年2次的区委全委会调整为每年4次。白下区委委员、五老村街道工委书记陶新对这次改革感触颇深。

　　今年4月，在白下区委全会票决街道党工委书记人选时，陶新和所有区委委员一起投了自己行使权利的一票。他说，全委会次数多了，内容也丰富了，不再是过去常规的总结部署工作，而是把党建、人事、经济工作等相关问题都拿到全委会上来决策，区委各部门的工作进展如何，选的干部干得如何？都要拿到全会上“过堂”，让委员们说了算。“我们党委委员的权力‘大’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让党代表和基层党委委员参与到党委重大决策中来，实质上意味着党内权力运作模式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变革。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士认为，党代表的民主意识和当家作主的水平直接决定着党委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也是今后进一步扩大党代表常任制取得成效的关键，其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公推公选，在民主氛围中“比武选将”，400多名领导干部脱颖而出

　　去年10月，我市在全市范围内公推公选白下区和雨花台区区长人选。3个月后，公推公选产生的区长人选许卫宁和李侃桢，分别在两区人代会上以高票当选。42岁的李侃桢拥有博士学位，对于代表的信任，他说“我深知这份信任的力量，这同时也是一份责任”。今年，我市通过公推公选产生的市政府秘书长、粮食局局长人选目前已经任命走上岗位。近几年来，我市通过公选等方式产生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已超过400人，市级机关正局级职位的竞争上岗工作进行了5次，产生了13名领导干部。

　　“老百姓非常在意执政党用什么方式选人，选什么样的人。新一届市委提出，要以人民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作为决定干部上下去留的重要依据。”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认为，公推公选机制不仅能把合适的人选到合适的岗位上，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建设一个促进干部谋发展、干事业的选拔环境。

　　过去，干部选拔任用总带着一种神秘色彩：“领导一拍板，就急急忙忙地来；一有空位子，就神神秘秘地谈了；岗位变动了，群众不知道就走了。”扩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民主，就是重在让群众认可，变“关门点将”为“比武选将”，干部的升迁不随领导的喜好，而是讲能力、讲民意、讲德行、讲实绩。在民主推选之下，干部心气顺了，干劲足了，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更强了，“上岗凭本事、迫切想干事、干事干实事”成为公开的“潜规则”。

　　基层群众成为“民主生态”中的活跃细胞

　　去年7月27日上午，南京市卫桥南航社区广场，700多名选民冒着酷暑首次以户代表的身份直接选举社区居委会组成人员。3名候选人作了精彩的竞选演讲，并接受了选民们的质询，如怎样关心下岗人员、老年人能得到什么样的照顾等。77岁的社区选民陈吴翠老人说起了她心目中居委会主任的标准，“要选把心放在社区、肯干事能干事的”。观摩了整个直选过程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官员，不禁对南京在基层民主建设方面的出色工作竖起了大拇指。

　　在农村，集体土地怎样流转？宅基地如何分配？握着选票的村民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实际利益。高淳县漆桥镇中心村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孔建军是村里率先致富的专业户，在参加竞选时，他承诺不拿村里一分钱，自己出钱为村里修桥铺路。如愿当选后，孔建军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实现自己的承诺，不但为村里修了路还建了学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村民信得过我，我就要多为村民办实事”。

　　如今，全市村村都建立了“一事一议”的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村里的大事小事不再由村干部说了算，而是由村民代表会议决定，而民主决定的事情推行起来更加容易。记者听到这样一件事，江宁区许多乡镇邻近秦淮河，当地村民习惯在河堤上种上蔬菜苗木，对河堤安全影响很大。按过去的办法，村干部带人上堤平掉村民菜地，表面上问题解决了，但矛盾纠纷却不断。现在通过村民代表大会讲道理，村委会成员带头平掉自家菜地，村民们也积极配合，短时间内，河堤就恢复了旧貌。

　　在改制企业南京市第二道路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企业重大决策事项，各项业务费招待费乃至管理层工资奖金、手机费等全部上墙公示。在公示手机费后，不少职工群众感到管理人员手机费使用不够节约，意见很大，要求根据个人不同的工作需要，制定不同的手机费用标准，“现在这条建议已经成为制度，所有公费使用的手机超标费用，全部自己掏钱。”企业负责人表示，企务公开不单是公开，群众有意见就要整改，这才叫真正的公开，群众才能满意，职工才能叫好。

　　到今年6月底，全市1090家国有、集体和国有集体控股企业，1480家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健全了厂务事务公开制度，质量较好的单位占到86％，开展厂务公开的非公企业也达到1．6万多家。

　　企务公开为何如此受到企业和职工欢迎，市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朗岳一语道破：“民主制度一方面保障了职工自身利益，同时更使职工对企业发展充满积极参与的热情。这样的企业‘民主生态环境’，正是企业老总们最需要的。”

　　这样的“民主生态”，也是保证一个现代城市充满活力和竞争力、不断健康发展所需要的。南京日报记者刘晓

　　(编辑　云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