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天蔚
最近，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组长何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运用行政权力办理的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各类事项，只要不属于党和国家机密，都要向社会公开。
政务公开已经是老话题了，但如此明确地规定“只要不属于党和国家机密，都要向社会公开”却还是第一次。有了这样的规定，人民群众要求政务公开就有了依据，而政府或官员假托“工作需要”而拒绝公开就少了借口。
有一个事实是每个百姓都明白、所有的官员也心知肚明的：尽管政务公开的必要性已经无须再论，但如果没有法律或制度的强制，如果没有媒体等社会舆论的监督，几乎没有哪一级政府或哪一个官员，愿意将自己的政务向公众和社会公开。道理不言自明：且不论那些脏的臭的见不得人的腐败行为，即使是那些正当的行政行为，公开进行也比暗地里进行要“麻烦”许多。比如一项决策是不是对群众有利、是不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向群众公开说明、取得人民群众普遍共识的过程，就比一干官员坐在办公室里取得“共识”、形成决议来得复杂得多、困难得多。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向官员讲解公开的必要性，而是要采取政策的、制度的，乃至法律的手段，强制实行政务公开。而各级政府和官员，则必须学会接受、承受政务公开所带来的“麻烦”，并学会在这种“麻烦”的局面下开展工作。
目前我们能够窥到的唯一“公开”的渠道，是媒体的报道。而通过电视镜头，我们看到的通常都是官员在来不及遮掩而不得不“公开”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搪塞、慌乱、失措和恼怒。显然，这些官员们还没有习惯在公开的情况下处理工作，而对不期而至的“公开”和由此而带来的“麻烦”，他们则充满敌意和恼怒，似乎“公开”是对他们工作的挑衅和破坏。可是，“公开”的背后不正是人民群众的监督和期盼吗？政府的“政务”究竟有什么莫测之处，必须和这样的公开作对呢？
当然不应该有。
所以，在“公开”一事上，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还有某一级政府或某些官员对公开和公开所带来的“麻烦”不太适应，甚至觉得恼怒，那应该是他们一时还没有转过弯来。对于这样的政府和官员，各级人大、政协及社会舆论、媒体，都有义务本着帮助他们的原则，对他们的各项政务实行严格的监督，不公开的要求必须公开；公开了的，还要究根问底。以免他们拿一些暗中嘀咕好了的结果和“共识”，来做“公开”的幌子，却在实际的“暗箱”中上下其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