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随着照相手机的普及，深圳考虑立法限制使用照相手机以制止偷拍现象。深圳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在给深圳市人大代表的答复中认为，手机偷拍属侵权，并表示“对于限制使用照相手机，待条件成熟时将通过立法形式予以明确”。（本报今日Ａ21版）
科技本身也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技术上做必要的限制（比如拍照手机必须发出“咔嚓”声等）固然是权宜之计，但是技术救济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行为界定和事后责罚
等程序呼唤“体制救济”的到位。
首先是以行政救济清洁互联网这个“偷拍”的后花园。偷拍之所以如此泛滥，因为偷拍有广阔的市场：一是纯粹的窥视心理市场；二是更为恶劣的畸形商业市场。互联网的运行一个是域名的申请，一个就是服务器的租用。域名注册在国家信息中心，但它不是行政机关。服务器的租用是由企业法人管理，实际上在这个环节“主管机关”是架空的，网站管理混乱是一个现实，目前的管理条例并不健全、不具体，监管不当。
其次，立法救济是杜绝“偷拍”蔓延的前提。按照国际人权保护共识，偷窥或者偷拍行为都是涉及到侵犯隐私的概念，但是我国没有成文的明确法律来规定隐私权，对需要保护的具体方向、需要维护的具体权益，在“有法可依”第一步就比较模糊，因而公众也缺乏必要的常识。由于我国在隐私权上的规定较为抽象，具体解释缺席，以至于给受害者的起诉带来困难。美议员针对“偷拍”成风提出对手机偷拍个人隐私者课刑的法案，以法律底线来维护必要的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这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当然，立法对“偷拍”的规范还不够，更要紧的是从立法动向上提高对公民权利保护的立法意识。（来源：江苏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