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理论的思考

　　丁俊萍

　　自夺取全国政权并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中国共产党曾经先后两次作出了关于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一次是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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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一次是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两次战略决策的内容基本相同，因而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路线是八大政治路线的继续”之说；但这两次战略决策实施情况和结果却迥然不同。正如人们所知，由于种种原因，在1957年以后的20多年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八大政治路线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坚持，党的工作重点未能真正实现向经济建设的转移，致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本已存在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错误口号，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解决了1957年以来没有能够解决好的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完成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顺利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回顾20年来党和国家所走过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出，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之所以能够顺利实现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是与邓小平在这方面所作的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分不开的。换言之，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分析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基础上，所作的关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理论思考，奠定了这—转移顺利实现的思想理论基础。

　　从《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中所发表的讲话、谈话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理论思考，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问题来展开的：

　　一、什么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

　　如何认识和处理人民民主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政治和经济是两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范畴。经济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则反作用于经济，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发展。政治和经济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为维护本阶级经济利益而进行政治活动的政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讲政治，都不能不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否则便无以实现党的纲领。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要在一般意义上搞清楚什么是政治，尤其要在具体内容上搞清楚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最大政治，并在此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样才能推动党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1957年以后的一段较长时间里，对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政治的理解出现严重偏差，脱离实际工作尤其是脱离经济工作抽象谈论政治，片面夸大政治运动、政治权力的反作用，忽视和淡忘了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定作用，因而以主要精力抓政治运动，使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甚至连经济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也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文化大革命”中更是达到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政治空谈往往淹没一切的荒谬程度。这样做的结果，直接影响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极大地妨碍了经济建设，也严重败坏了无产阶级政治的声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那时全党“主要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①

　　显然，要顺利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如何认识和处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对此，邓小平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我国实际，在三中全会前后多次讲了这方面问题。1978年9月，他在吉林省的一次谈话中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在同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山：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在1979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的科学论断，并且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代表着人民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能否实现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之，不从现代化建设这个实际出发，不搞好现代化建设，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对什么是我国最大的政治，特别是如何处理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以及解决政治问题的主要方法等问题作了较为集中的论述。他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他强调指出，各级党委的中心是经济工作，当然除了抓经济工作，还有很多其他工作，如学习理论等。但由于很多问题都涉及经济方面，因此应当结合各单位实际，插到经常性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他特别说到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之间、政治问题的解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指出：“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②他认为，很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③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④的新思路。

　　邓小平关于经济建设是我国最大的政治，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以及政治问题主要从经济角度，用经济办法来解决的论述，一扫以往人们脱离经济、脱离实际谈论政治、搞“假、大、空”的唯心主义风气，对于清除过去一些年间“空头政治”盛行造成的恶劣影响，帮助人们树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观，把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一元论、强调经济对政治的决定作用的同时，邓小平贯彻了他一贯倡导的辩证法，没有忽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鉴于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交织在一起，直接引发政治和社会动乱，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无法正常进行，邓小平特别强调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⑤“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⑥他强调，保持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⑦这是邓小平对过去数十年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严重教训的深刻总结。那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也曾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经济建设上来，但由于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因而各级领导不可能集中力量抓建设，人民群众也安不下心来搞建设。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震天价响，但天下大乱、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结果，只能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对此，邓小平多次指出，过去数十年经验教训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我们已经吃够了动乱的苦头，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因此，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邓小平还就如何保持政治和社会环境稳定问题提出了基本思路，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等。

　　邓小平关于保持政治和社会环境稳定的论述，和他关于现代化建设是我国最大的政治、要从经济角度解决政治问题等论述一起，科学地阐明了新形势下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对于党和国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起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

　　二、什么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如何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正确认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确定党和国家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的实践依据。众所周知，中共八大即已正确指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已基本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因此，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愿望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根据这一判断，八大制定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明确规定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然而时隔不久，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被错误修改，而所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则被误认为是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后来又进一步误认为它们之间的矛盾存在于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一依据对国内政治形势错误估量而作出的错误判断，直接影响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导致了党在指导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的严重失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重新肯定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⑧为此，必须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的转移。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的论断，并且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正确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可见，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新时期共产党人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种种社会矛盾，包括一定范围的阶级矛盾，但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决定了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以逐步解决这个矛盾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矛盾，因而也就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只能放在经济建设上，只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此，邓小平多次指出，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⑨反之，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大力发展生产力，我们所面临的各项任务就会因为缺乏必要的物质前提而不能完成，我们的事业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邓小平同志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⑩这就解决了过去多年间存在着的党对工作重点的要求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相互脱节、彼此矛盾的状况，使党的工作重点与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完全一致起来，从而保证了党的工作重点由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顺利实现。

　　与此同时，对长期以来困扰我们党并直接影响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阶级斗争问题，邓小平也作了正确评述。他指出，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11)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我们应当认清其特点，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正确地解决它，防止它的蔓延和激化，以便保证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保证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和轨道运行。但是，绝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的以上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问题指明了方向，对于防止和避免因国际国内发生某些突发事变而轻易改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确保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始终放在经济建设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无数共产党人曾为之流血奋斗，终于推翻了内外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然而，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历史的局限，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就存在的理论准备不足等特点，中国共产党人在满腔热情地领导人民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以至于在以后20年左右的时间里，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把所有制方面的“一大二公三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经济运行机制上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等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和捍卫，把所有制结构方面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分配上存在的一定差别、经济管理上的市场机制等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和批判，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结果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改革开放前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经历了重大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后，也曾出现一些犹疑和困惑，以至于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显然，要确保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的转移，还必须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但要把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搞清楚，不能再模模糊糊地干社会主义了，否则社会主义事业就要遭受挫折，就体现不出优越性。他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2)他认为，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是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中“最重要的一条”。(13)只有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而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不仅正确提出了要搞清楚社会主义本质这样一个事关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前途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而且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反复思考、不断探讨这个问题，逐步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观点。早在1980年初，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4)以后，他又在各种情况下，以各种方式，紧扣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这两个问题，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了阐述。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5)“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6)“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17)“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18)“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9)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他十多年来从不同角度反复阐述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和高度提炼，使之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对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所作的最高层次的理论思考。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脱离生产力的发展去孤立地讲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变革，并把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作为未来理想社会的物质前提，强调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剥夺剥夺者之后，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内容来加以强调，但毫无疑问，生产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

　　然而，出于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的痛恨，故而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人们对社会思考的重心一般都放在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变革上。由于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正值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之际，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关于生产关系及整个社会关系的变革原理更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而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之一的唯物史观中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原理，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具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物质前提背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论述，却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忽视了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大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以至于生产力极不发达甚至还相当的落后的基本事实，忽视了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便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便不能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因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把大力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迟迟转移不到经济建设上来，致使社会生产力发展长期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甚至处于贫困状态，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本已存在着的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针对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生产力观念淡薄，总是离开生产力发展讲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热衷于搞阶级斗争，忽视发展生产力的偏向，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20)“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21)要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22)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3)他说，“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24)

　　针对“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等谬论，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指出，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致富不是罪过。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不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就只能是空想。

　　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大多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首先胜利的事实，邓小平特别强调了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途径，是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手段。他指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25)

　　由于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思考中，紧紧扣住发展生产力这一中心环节，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坚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制度下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过程和最终目的的统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的根本目的和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根本手段的统一，因而给习惯于用阶级斗争观点、方法来观察、思考、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种种问题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认识比以前清醒了、清楚了，对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大大深化了。这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担负着领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重任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可谓至关重要。既然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内容的核心，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就应该一切从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制定各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以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方针、办法均可大胆采用，一切有可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办法、方法均可试验，而不用在姓“社”姓“资”上争论不休。这就大大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产力观念，弥补了建党以来党内长期存在着的生产力观念比较淡薄的缺陷，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人们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比较快的发展道路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前提。

　　此外，邓小平还从国际大背景高度，对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问题即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除和平问题之外，就是经济发展问题，和平与发展是现时代的特征，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主流。因此，我们应当看到，现在世界上各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经济力、科技力的竞争。中国要想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并发挥更大作用，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加速发展经济，尽快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力争在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否则，中国将会更加落后，国家、民族将难以生存与发展。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新的世界大战短期内打不起来，这使我国有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可以集中力量抓本国的经济建设。这些就是我们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必须也有可能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国际因素。

　　基于以上思考，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战略决策后，在各种场合反复告诫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要“横下心来”，“放开手脚”，“坚定不移”，“始终如一”，“专心致志”，“聚精会神”，“同心同德”，“一心一意”，狠抓经济建设，“把经济搞上去，把生产力搞上去”。

　　令人欣慰的是，邓小平的上述思考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接受，成为人们的共识。从而不仅奠定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顺利实现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思想基础，而且也为长期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断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理论依据。

　　⑤《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4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一111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2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

　　(24)《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48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学习出版社1999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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