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涛
据7月22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报道：河南农民王幸福自2002年11月起，自费秘密调查宜阳县230起暴力征税事件，这些暴力征税事件中有75名群众被打伤，但无一例是真正抗税的“钉子户”。他撰写的平生第一份调查报告引起了国家税务总局、河南农监办的高度重视。县长对他表示感谢，聘请他为税收监督员。县里也针对征收农业税中的违纪行为
调查完毕，处理了一批违纪责任人。
笔者注意到，王幸福在完成其关于230起暴力征税事件的调查报告后，根本没有向县、市有关部门反映，而是直接就寄往了省和中央有关部门。明明可以反映的渠道，王幸福为什么不走，而一味地要向上反映呢？
从政治学上讲，这是一种关于自身利益的表达和诉求。现在来看，农民的这种表达，越来越集中趋向于高层。这无形中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号，在一些地方尤其是级别越低的地方，农民的表达渠道存在严重的障碍。
这种障碍表现为，首先是无法表达。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旧的思维，喜欢“一言堂”，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不容他人说不，因而压制百姓的表达。其次是表达无效，当农民向一些乡县的政府表达时，由于很多政策本身就是这两级政府制订的，他们就是利益相关当事人，农民的表达被看成是一种无理对抗的表现而不予理会；当农民向乡、县的人大、司法机关表达时，这些机关本身与当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民的表达效果也要大打折扣。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宁愿花费更大的成本要向上一级政府表达。因为在更上一级政府中，他们能寻求到对表达的尊重和表达的有效。循着这个思路，我们也能理解有些农民为什么要上书媒体和在闹市上演“跳楼秀”。也许他们认为，当在国家机关的制度内已经无法表达或表达无效时，他们只好寻求这种社会性的表达以求引起国家机关的重视。
因而，我们在研究上访增多的原因时，就不能不考虑农民在地方上表达障碍。如果农民在地方上表达不存在任何问题，他们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去上一级政府呢？这应该引起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在表达制度建设上多下功夫。如果地方执行中央政策不成问题，或地方政府设置了相关机关来实现纠错功能，农民在地方上的表达没有了障碍，上访至少会大幅度地减少。
这就首先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增强贯彻执行中央和上级政府政策的自觉性，确保中央和上级的政策不在地方打折扣。同时还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增强“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关系群众重大利益的问题上进行听证，制止矛盾于未然。在发生纠纷与矛盾时，要让群众充分表达，并尊重他们的合理意见。其次，要增强地方人大和司法机关的独立性，要让他们有能力承担起对政府不当行为纠错的功能。再次，要畅通地方媒体及其他社会机制，给予农民表达的机会，当他们通过一般途径表达不畅时，还能通过其他途径充分地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