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中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幸福：有人不愿意说；有人怕被打击报复；有人觉得，你一个农民能管什么？有些人家，我去了三次都不和我说。

　　记者：怎样博取农民的信任？

　　王幸福：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要想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不问他们要钱财，不求他们报答，农民兄弟自然就知道你这是在帮他们做事。

　　记者：一个农民做这样的调查很难被人理解。

　　王幸福：许多人问我是不是有后台，我告诉他们，后台就是中央的政策。其实，政府有很多替老百姓着想的好政策，但是，有些官员不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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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执行得走了样。

　　记者：调查时您有顾虑吗？

　　王幸福：调查这个事，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并不是为了出名。当时也产生过放弃的念头：花了那么多钱，还没有回音。我的信不被认可的话，信转下来，县委县政府再砍我一家伙，打击报复，白花钱不说，还得吃亏，将来谁为我洗清冤枉啊？

　　记者：听说您的调查报告被中央领导批示了？

　　王幸福：我的调查报告转到上级有关部门，被回良玉副总理和河南省省长批示了，现在批件在河南省税改办公室。

　　记者：现在的处理情况您满意吗？

　　王幸福：一部分问题是解决了，还有一部分问题没解决。但很多人告多少年都没有结果，而我这儿，中央领导、省县领导都批示，对我还表示感谢啥的，这已经相当了不起了。

　　记者：事到如今，您还有什么遗憾吗？

　　王幸福：有，暴力征税一事，被打残农户仍没有得到补偿，打人干部也没有得到处理。我还是希望这个事能从上到下地解决。（听得出来，王幸福对受害农户一直甚是牵挂）

　　“咱不是‘刁民’”

　　记者：许多媒体到你们村里采访，听到了一些诋毁您的话，您对这个怎么看？

　　王幸福：有一定的原因。为啥呢，1988年我曾打过一个人。但那次我们发生争执，是他先把我打了。当时，我小有名气，会画画、能作诗，还会武术，办过武术班。人家说，你办武术班还让人家给打了，是人家武艺高强，还是你犯啥错哩？我委屈，向派出所反映，可所长和他是亲戚，没处理他。我就决定报复他，把他脑袋打个“窟窿”。就这么个事，其他的事都是捏造的，都是对我的诬陷。

　　记者：您写的这个调查报告，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可有人说您是“老上访”，是“刁民”。

　　王幸福：咱不是“刁民”！我只是爱管老百姓的事。1985年，我看到村里的孩子们在危房里上课，孩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是，没有一个干部为孩子们担心。当时，我们村里是有收入的，建个好学校一点问题没有，可没人管。我把包括这个问题在内的六个问题写了一封信给县委书记，要求解决。后来我得知，县委书记批示了：情况若属实，不办甚惜，望乡政府协助解决。

　　记者：后来解决了吗？

　　王幸福：乡政府领导和村干部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对我非常有意见，他们做了假汇报。一次我去县委办公室，问他们：我反映的问题你们很重视，可为什么不解决？县领导说：“解决了呀？”我说：“学校还没人管！”县领导说：“你看，你们乡政府都写了解决的汇报材料，都盖了公章了，你说我是相信你个人还是相信你们乡政府呢？”就这样一句话到底了。我很气愤，已经答应的事、合理的事，却因为一个假汇报就过去了。

　　记者：这件事对您后来的所作所为有影响吗？

　　王幸福：有，我决定给中央写信，就给国务院写了一封信。信写了20多天，还请教过我们同学里念过大学的，他们说：信没啥毛病，写得很好，可是，农村里鸡毛蒜皮的小事，人家不会管的。我说：“不管管不管，没毛病就行。”我就花了8分钱，邮了出去，其实也没抱啥希望，就当没这回事了。可意外地，一个月后我接到中央一封回信，上面说：王幸福同志，我们认为你这种认真、积极、负责地向领导反映问题的精神是很好的，你来信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转请河南省人民政府认真调查处理。后来问题解决了。

　　记者：问题解决后，您的处境怎样？

　　王幸福：问题是解决了，可我也被大队领导注意了。他们想，一个农民写封信就惊天动地，把我们这些人折腾够戗，又写检查又写汇报又干啥的，要给他提成个干部，再替群众说话，那他可就了不得了。干脆给他弄个中学老师干吧，圈住他，他就不再告状了。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老师也没干长。因为这次写信我有了名气。

　　记者：也因为这次写信，您落下了“老上访”、“刁民”的罪名？

　　王幸福：虽然当时我办的事是正义的，但当时我的法律知识、工作经验、为人处世都是有缺陷的。那时我不成熟，我好心好意帮人家忙，却常常遭诬陷。

　　“我就是想当人大代表”

　　记者：有人说，您这是和政府作对，您怎么看？

　　王幸福：我这不叫和政府作对，党的政策在那里，你却不执行，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那才是和政府、和中央作对。调查后我发现，农民其实都是愿意交税的，可当地政府先亏欠了农民，拖欠了农民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工钱，或者没有调整好土地，农民在交税的时候当然要发发牢骚，那怎么就变成“抗税钉子户”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