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与青基会联合推出的“希望工程——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公益活动正在举行。除了1000名失学孩子能够得到救助而重返校园外，这次公益活动还有一个“收获”：引发人们对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深层次的关注和探讨。
有资料显示，北京市目前有500所打工子弟学校（目前官方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在几百所学校中，只有不到10所学校拿到了办学许可证。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学校是
不合法的，严格起来，应该是要被取缔的。
这就出现一个怪现象：对“不合格”的学校而言，他们一方面在承担着数以万计的孩子们的教育任务，一方面又随时面临被取缔的危险；对政府而言，面对数量巨大的流动儿童，他们一方面不得不依靠这些“不合格”的学校来吸纳孩子们上学，一方面还不能光明正大地宣布这些学校“合法”。
当然，我们也相信，这数百所学校中一定有条件太差、无法满足基本的教学要求的，对他们不予批准甚至取缔也是对孩子们的未来着想，但是，难道更多的学校都不符合基本的教学条件吗？是条件太差，还是批准“门槛”太高？
打工子弟学校要想申请到正式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北京市规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法定代表人必须有北京市户口，有50万元到100万元的注册资金，具备200米跑道的操场等。“这个门槛太高了！”这是众多打工子弟学校创办者的共同感受。
创办打工子女学校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恐怕永远也不可能有十分明确的标准。但至少有一条：必须符合当下的实际情况。比如，要有100万的注册资金，这么高的投资必然要有相对较高的回报，势必要提高学生的学费，那么，打工子女们能付得起吗？至于要有200米跑道的操场，目前北京市的公办学校也未必都能达到，对打工学校是否太苛刻了？
我们认为，打工子女学校尽管是在城市里创办，但不宜完全用城市尤其是用大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的框框来套这类学校，而要参照农村学校的标准来考量他们是否合格。在我国不少偏僻落后的农村，不少小学的条件是相当简陋的，有的甚至几个年级挤在一个教室里上课。但是，当地政府并没有宣布它“非法”，正是这些学校的存在，让更多的孩子接受着基本的教育。
正如一些落后地区的学校随着社会的发展迟早会得到改变一样，打工子女学校也是中国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迟早会消失，但绝对不是现在。所以，与其设置高门槛阻止———实际上却阻止不了———这些学校的创办，不如降低门槛，允许一些相对规范的学校“合法”举办，而且，因为其“合法”的身份，可以对其进行日常的管理，把城市的教育资源合理分配充分使用；学校也可以利用合法的身份，通过融资改善硬件和招聘高水平的教师，提高办学水平。
把数百所打工子女学校赋予合法地位，势必要增加教育部门管理的强度和难度，但这是城市政府必须承担的。打工者在城市就业，为这个城市作出了贡献，也增加了财政收入，理所当然要享受城市市民的待遇。保证这些打工子女的义务教育，不仅是城市政府的道义责任，更是其法定义务。
在7月30日的社论中，我们论述了打工子女学校目前不宜取消、而且还有待政府加大扶持力度的原因。如何对待目前业已存在的数百所学校，我们建议，适当降低打工子女学校的创办标准，按新标准对这些学校进行筛选，对那些滥竽充数的“学校”进行取缔，保留和帮助改进一些基本条件不错的学校，整合北京市的教育资源，为更多的打工子女创造良好的受教育环境———无论怎么说，一个偌大的北京，数百所民工学校中，只有不到10所合法，委实太少了。本报评论员艾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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