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文钊
《新京报》7月31日报道，中共浙江永康市委组织部日前下发文件，在全市聘请15个党政一把手的妻子担任“两圈”(生活圈和社交圈)监督信息员。据悉，这在全国尚属首次，成为监督领域的一项制度创新。这一制度一经出台，纷纷被一些地方政府所效仿和采纳，似有燎原之势。
应该说，这一制度有其“合理性”，它以如下两个假设为基础：第一，领导干部的“两圈”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和分散性的特点，是腐败的主要滋生源之一；第二，领导干部的配偶最了解这一领域，聘请领导干部的妻子做监督信息员，可以很好地起到监督制约作用。
不过，笔者认为这一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它违背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常识，而这些常识既是人类社会理论思考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具有“公理性”。第一个常识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常识告诉我们，权力是腐败的根源，要遏制腐败就需要遏制权力。虽然“两圈”容易产生腐败，但腐败产生的根源并不在于此。即使“两圈”产生腐败，它也只是其背后“权力”腐败的场所和形式，并不是导致腐败的真正原因。将“两圈”作为反腐败的焦点，不仅不利于反腐败，还可能转移焦点。这说明，监督信息员制度的第一个假设不成立，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在错误假设基础之上，自然也就是错误的解决办法。
第二个常识是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的“法官”，要遵循“自然正义”原则。这一常识告诉我们，在权力监督方面，不能够自己监督自己。建立监督信息员制度，虽然是通过妻子监督丈夫，但本质是一种自己监督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即使在古代中国，孔子也将“父子相隐”作为一项基本的道德原则。这表明孔子认识到通过内部人来监督不可能取得成功。监督信息员制度就是要打破“父子相隐”制度，违背“自然正义”原则，这一制度虽然一时能发挥作用，但从长期看，它不会发挥作用甚至会发挥坏作用。这说明，监督信息员制度的第二个假设不成立，没有认识到人性的弱点。没有正确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自然也就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笔者并不否认制度创新，只是认为制度创新应该建立在这些“公理性”原理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制度创新才能具有“累积性”，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同样，监督制度创新也应该建立在这些基本常识基础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