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员收入申报到收入公开，这一步，江苏省沭阳县走了9年。收入公开的依据是沭阳县委于两个月前发布的31号文件，据称这是国内第一次为“一把手”的收入公开建规立制。
事实上在中国，至少香港于官员的收入公开制度上就已累积了相当成熟的经验，且至今成绩斐然。就在半月前，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3司11局及特首办主任共15名主要官员的利益申报资料，众高官个人财产一年来的变化情况清清楚楚。香港特区政府高官们的身家显赫
和贫富悬殊，并未随着利益申报资料的公开而给香港社会带来“震荡”。相比之下，沭阳的收入公开，仅推行两月就果如人们所料，在当地引起了“激烈震动”。
人们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的呼声由来已久，向上追溯，其源头见于1995年5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收入申报制度施行九年来，《规定》本身便一直是被诟病的焦点。
然而，《规定》中并不难看出的诸如“申报主体范围过窄”、“申报范围不周延”、“申报程序性设计不科学”、“受理机构缺乏权威”、“违反申报要求追究过轻”等制度缺陷，与其说是设计上的疏漏，倒不如说是在制度设计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妥协。
制度的“不健全”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予以调整和弥补，沭阳的31号文于申报主体、申报范围、申报程序甚至申报责任上都有了极具实践意义的创新，规定具体而细致。正由于31号文的这诸多新意，沭阳先期迈出的这一步也的确颇 “令人期待和遐想”。
但缝补制度的同时，我们绝不应忘记，财产公开的有效推行，其最大的阻碍并不在于一纸《规定》本身，更在乎能否通过有效的强制措施超越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碍。阻碍仍来自改革所触痛的那些人，来自制度的传递之中。即便是最基层的县一级所推行的制度创新，也需要依赖制度的向下传递来完成。收入公开主要指向县里各机关和各乡镇的一把手。由于制度外因素的存在，尤其是利益的触及，在制度的传递当中出现变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担心已经在沭阳的改革中出现了，群众监督的范围在一些单位被“谨慎地缩小”，向社会公示变成了向内部公示；填写对象为“一把手”本人，从公开的资料看很多是由秘书或其他人代笔；作为申报主要内容的个人收入情况被很多人默契地理解成了“工资、奖金、福利等收入”……如此传递，一场本来具有突破意义的改革很可能被这样的‘招式’慢慢消解。”
沭阳的艰难之旅在于过分高估了“一把手”于收入公开上的自觉性。这其中，既有利益阶层的不愿公开，也受制于“家财不外露”的传统观念。基于现行政治生态，如果没有一整套强硬的指标体系和监督手段，我们很难保证制度推行中的变异不应运而生——当然，这样的变异同样会产生在其他改革举措中，如果忽略改革变异的种种因素并不对此加以规制，那么只要制度一经传递，改革与隐藏在政治生活中的潜规则相结合，一整套相应的变异改革的游戏规则孵化与衍生几乎是必然的。
所谓强硬的指标体系和监督手段，有外邦法例可资镜鉴。如在美国，依《政府道德法》及相关法律和判例，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法院可判处1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更可提起刑事诉讼，被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判5年监禁。当然，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和无故拖延申报者规制以司法责任，这已不是沭阳的31号文所能承载之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