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是在邓小平主持下起草的一个历史性文献。他在《历史决议》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邓小平关于纠正两种错误思潮的论述，为作出《历史决议》提供了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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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历史决议》的中央决策是如何作出的？目前尚未见到直接的档案材料，因此一般论著的叙述都比较笼统。但从当时背景看，作出这一重大决策主要是邓小平的贡献。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拨乱反正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几个重大原则问题：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当时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严重地阻碍了拨乱反正的进行，因而遭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1977年4月10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就在给中央的信中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句话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同时必须是准确和完整的，不是错误和片面的。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以后起草《历史决议》所遵循的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

　　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全党全国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序幕。但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刚刚全面展开，对“文化大革命”尚未公开否定，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审判更没有提上议程。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尚须时日，更重要的是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尽快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因此，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事实证明，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远未得到统一。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1979年春举行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对过去的一系列理论、政策进行了探索和讨论，为中央解决历史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另一种倾向又开始冒头，出现了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而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言论。

　　又是邓小平，在1979年3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现在，坚持“左”倾错误的人攻击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党内和社会上产生一种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因此，我们要在继续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对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批判。

　　邓小平提出了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奠定了起草历史决议的基础

　　经过邓小平纠正两种错误思潮的阐述，全党全国初步完成了正确认识历史的理论准备，具有了总结历史的初步条件。党内外开始出现了这种呼声。6月，中共中央决定，起草叶剑英代表中央的建国三十年国庆讲话。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邓小平对起草讲话四次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特别强调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新的水平。看过修改稿后，9月4日他找胡耀邦等谈话，指出：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贡献讲得太弱；要使人们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诸实践；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泽东。9月12日看过再次修改稿后，他说：“现在这个稿子，对毛主席讲够了，这样很好。”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国庆庆祝大会上发表这个讲话，获得了全党全国的好评，印证了邓小平的深邃见解。不过，这个讲话只是一个过渡，虽然通过批判林彪、“四人帮”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但还没有在性质和理论上明确否定。因此，全党全国希望进一步作出正式历史决议的呼声更高，中央水到渠成地作出了决策。

　　1979年10月30日，胡乔木、邓力群召集有关人员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现在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由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胡乔木还转述了邓小平的意见：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由上可以看出，邓小平在中央作出起草《历史决议》决策中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首先，他从复出前就提出并且以后继续强化了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地位的重要准则：一是要肯定和坚持，二是反对“两个凡是”，从而使解决这一关系到党和国家大局的重要问题有了可靠的保障，使《历史决议》的起草一开始就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其次，他审时度势，把握了提出这一决策的最好时机。当解放思想的浪潮冲破种种禁区滚滚而来之时，他并没有同意对复杂问题作出逞一时之快的论断，而是冷静地指出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当他既要批判“左”又要批判右的讲话在全党全国成为比较统一的共识之后，他又指导起草国庆讲话，不失时机地推动中央常委作出起草《历史决议》的重大决策。当时，有不少人主张不急于做这个决议，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后去解决。邓小平指出：“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因此，这个《历史决议》由邓小平来主持起草，是当之无愧的，也是责无旁贷的。

　　邓小平抓住了《历史决议》“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博采众议”又“力排众议”，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历史决议》的起草历时20个月，较大的修改共9稿。在主持过程中，从确定总原则、设计结构到判断是非、修改文字，邓小平都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共专门作了13次重要谈话和讲话，其他涉及到的更多。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看了第一稿后找胡耀邦等谈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他强调说，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晚年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第二稿采取了主要讲正确方面的写法，大大加强了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分量，起点得到了提高。

　　同年10月，第三稿提交党内四千名高级干部讨论。在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展开了热烈的议论和争论，焦点就集中在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多数人同意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也有人认为，毛泽东“功大、过大、罪大”，“过大于功”，有严重的个人品质问题，和封建帝王一样；毛泽东思想里有很多错误，不应当提。后者虽然是少数，但言词激烈，慷慨激昂。受其影响，第四稿加重了写错误的分量，调子比较低沉。

　　邓小平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倾向。10月25日看了简报后，他立即找胡乔木等谈话，首先“博采众议”，肯定了讨论中好的意见，然后“力排众议”，反驳一些人的观点。他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毅然断言：“如果不写或者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关于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强调指出说：“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看了第四稿后，邓小平感到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便在1981年3月9日的谈话中再次重申：现在稿子的调门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总的说来，我们犯错误还是没有经验，大家都有责任。他强调，中心问题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3月18日，他再次指出：这个问题写不好，决议宁肯不写；这是中心，是关键。这时，陈云提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六十年历史联系起来写的意见，使邓小平长久思考的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他高兴地说：这个意见很好；六十年一写，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依据。

　　同年4月，按照陈云建议修改的第七稿送党内几十位老同志审阅。大家普遍肯定了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认为比较恰当，但仍有个别同志坚持自己在四千人讨论时所提的意见。邓小平听了汇报后，不为所动地说：有的同志不高兴，想不通，对这样一些意见我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坚定不移地按原来的设想改好决议。在邓小平的一再坚持下，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这一关键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历史决议》的起草从面貌一新的第七稿开始，进入具体修改的最后阶段。5月19日和6月22日，邓小平总结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我们原来设想，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起到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作用。我想，现在的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来源：北京日报；作者陈东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