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兆军的事情发生后，引起了全国法官界乃至法律界的巨大震动，甚至引起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注。是张氏夫妇错了吗？他们一定决得自己很“冤”，走投无路之下，才会走上最后一步。是检察院错了吗？人都自杀了，能不追究责任？是莫兆军错了吗？“我依法审判，何错之有？”那么，究竟谁该为张氏夫妇和莫兆军的悲剧负责？这一悲剧又给我们的司法界，乃至整个社会留下怎样的反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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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缺陷：行政干预取代法律程序

　　有人说，莫兆军事件的发生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现存制度上存在的缺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表示，这一事件的发生，首先来源于民众对整个司法体制的不信任，而这个“不信任”的原因是多方面、日积月累的。

　　以自杀寻求正义

　　对司法的绝望导致了当事人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寻求“公正”，一旦有人自杀了，就能引起重视、激起民愤。而张氏夫妇就利用这种方式来寻求“正义”。偏偏中国的社会制度承担不起这种民愤的打击，它不能像西方一些国家那样坦然地面对民意的批评和媒体的抨击。那么，更高层次的领导为了“平民愤”，就以牺牲低层次的官员为代价，以求缓和社会矛盾。这种时候，事情往往就很难得到公正的处理，领导一个批示下去，要求“彻查到底”，责任本应该由一些人承担的，却由另一些人充当了替罪羔羊，往往到了最后，被追究责任的人是最不应该负责的人。

　　而更为遗憾的是，这种做法更加鼓励了民众对这种“申冤”方式的认同———最有效的办法不是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去起诉、上诉，而是像张氏夫妇一样去“自杀”，或者像许多人一样去“上访”、“找领导申冤”……

　　为了帮民众“申冤”，一些人干预了司法，遗憾的是，这些有权力干预“法官权利”的人，其法律素养比法官还要低。甚至有官方口号说“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司法没个准儿，陷入一种“丛林规则”，谁的拳头大，谁的影响大，谁就胜诉。

　　此时，民众就会对整个司法体制更加不信任、更加绝望，于是，很多人在进法院之前，都不相信法院是公正的，败诉了，就去上访，或者像张氏夫妇一样去自杀，形成恶性循环。

　　最大的问题是司法不独立

　　这种现状并不是法官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一个法院的责任，而是整个体制上的问题。而解决这种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司法独立。

　　然而，在中国现行的状况下，司法远远不能独立。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刑法学教授徐松林说：司法体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司法不独立。从法官、检察官的任命来看，它由党组织考察，人大任命，自然要对人大负责；从法院、检察院的财政来看，是由地方拨款，自然要服从于地方政府领导；再者，媒体形成的舆论压力，也能影响法官的判案……“如果法官依法执业，还可能受到刑事追究，那么作为法官就很难做到对法律负责了，就更大可能受到其它因素的干扰。”检察院之所以逮捕莫兆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

　　徐松林说：“左右司法的因素太多了，当地一个领导一张纸条过来，法院、检察院都只能照着办。”司法抵制不了这种压力，不能完全做到对法律负责，莫兆军就成了各种压力和影响下的牺牲品。

　　观念偏差：死人为大，替死人说话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法学教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孙海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人在传统观念上似乎认为“人死了就清白了”，事实上并不是“人死了，就一定冤枉”，即使是真的冤枉，也不能把罪名安在法官头上。“我们不能沿袭‘死人为大’的陈旧习俗，也不能因为死了人就来破坏一个既定的规则。”这种观念和看法是同法律精神背道而驰的。一学者也：“长期以来，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心目中，只要部下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了死人的事情，就必然地要追究相关人的责任，即便你有更多的理由，也常以平息事态和‘替死人说话’为由，而使活人受到法律和纪律的追究，这种现象不仅仅发生在一般干部的身上，就连审案的法官也未能幸免。”

　　民意多从道义上而非法律上作判断

　　莫兆军终审被判无罪之后，一位法学爱好者说：“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同时提倡民主和法治，更多地关注民声和民意。然而，大多数的时候，民意带有极大的倾向性。特别是在注重传统伦理道德的中国，普通民众在对一些案件作出判断的时候，是非常情绪化的，他们更多的是从道义上作出绝对的判断，对或者不对，死或者不死，判或者不判，完全拥护一方，或者完全排拒一方。这种绝对性的判断模式与现代法律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因为对民众而言，他们的判断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但对于法律，却需要调和各种冲突。实体与程序的冲突，公正与效率，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的较量，法律无时无刻不在谨慎地调和着它们。”

　　正是这种调和的结果，使罪行昭然的辛普森免于一死，辛普森活下来了，程序的权威却免于死亡，得以继续保障千万个人的权利。

　　如果莫法官被判了刑，那么，会不会有一天，送莫法官上法庭的检察官也会受到同样的遭遇？孙海龙说：“如果因为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不一样，就说‘你这个法官判错了’，就把法官抓起来。那么，在这个个案上，对一方当事人是‘公平了’，但破坏的将会是更广意义上社会公平和法治的基本原则。”法律从来就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而制定。法律应当为“社会”做主，为了整个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而存在。

　　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莫兆军从一个退伍军人当上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法官，凭借的居然只是“经验”，而事实上像这样的法官，在中国现行的法官队伍里并不算少，甚至还有一些身处高位，就连莫兆军自己也说：“和我一起考进法院的，还有很多还在法院工作。”有人提出疑问，这样的法官队伍和法官素质究竟是否合格？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刑法学教授徐松林表示，现在新招的法官有司法考试作为保障，但以往的法官素质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数据：“根据2002年最高法院的统计，全国所有法院的法官，学历在本科以上的仅占15%，这就意味着还有85%的法官，连本科都没有上过。”

　　法官是一个需要专业技术的行业，像医生一样，“不会看病，就不能乱看病”。在中国目前的司法界，有一个很不合理的现状———律师的水平高于法官，法官的水平高于检察官。在审案的时候，有的律师提到的法律条文，法官居然不清楚，这种时候，律师又不能“得罪”法官，只好通过种种迂回的方式“教导”法官———“法律上是这样规定的”。

　　徐教授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0年，最高院下达了一个文件，要求全国法官在5年内拿到本科学历，因此，很多法官开始上夜校、补习，虽然这有一定的补救作用，但要提高全国法官的水平也还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很明显，法官的素质问题是现行社会状况下一个无法规避的问题。（栩／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