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个丧心病狂的拐卖婴幼儿犯罪团伙，他们分工细致，各司其职，拐卖、中转、贩卖形成一条龙。日前，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从云南到福建，行程数千公里追踪贩婴集团，所见所闻触目惊心、发人深思。

　　被贩婴儿来自“城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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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自己丢失小孩的遭遇，家住在昆明市一个“城中村”杨家地的段中先忍不住痛哭起来：“当时我和妻子出门买菜，离开不到半小时，孩子在家午睡，我们特意锁了两道门，但回到家里发现大门已经被撬开，孩子不见了！”接受记者采访的另一名妇女的经历让人有些不敢相信：“我带小孩上街买菜，路上突然驶来一辆微型车，打开车门后跳出两个男子硬说孩子是他们的，活生生把孩子从我手中抢走了！”

　　段中先和这名妇女丢失儿子的过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被贩儿童的一个来源就是“城中村”的外来务工者家庭。云南省刑侦总队负责人赵立功说，2000年以来昆明市失踪的352名孩子中，仅2名是常住人口的小孩，其余均为外来农民工的孩子，其中319名是在昆明市城郊的官渡、西山两区丢失的。

　　昆明市4个城区范围内共有村庄288个，涉及村民21．9万人，涉及的流动人口超过140万，这些区域往往是治安与刑事案件的高发地段，不少“城中村”外来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高达20∶1。记者走访了昆明市官渡区福德村、护福村、蒋家营、罗丈村等“城中村”，很多孩子处在“放羊状态”。在蒋家营，记者看到一个名叫黄涛的6岁男孩背着自己不到一岁的弟弟在和小朋友玩耍。就在他们玩耍的地方，先后丢失了5岁男孩邓玉平和4岁男孩张正。

　　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流动人口管理中队一名警官分析，2002年取消暂住证和相关收费后，公安机关管理职能退出。此后，由于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对“城中村”以及外来人口的管理基本失控。这是造成被贩儿童多来自“城中村”的一个重要原因。

　　贩婴变成“一条龙”

　　福建晋江市公安局、长汀县公安局分别与云南警方联手破获了一起特大跨省拐卖儿童案件。两个专案组的刑警分析说，这些贩婴集团内部分工越来越明晰，形成了诱骗、收购、运送、“零售”等“一条龙”的拐卖链条。一般一个男婴可以卖到13000元至20000元。

　　贩婴集团的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化和智能化，突出表现在运送、联系、出手三个环节中。以长汀县破获的特大拐卖儿童案为例，这个人贩子集团在组织贩运过程中，主要头目胡德海、胡德翠会找一些哺乳期的妇女运送小孩，小孩子和这些哺乳期妇女熟悉一段时间后再送，一旦查获，她们会讲这是自己的小孩。初步查明，胡德海、胡德翠拐卖儿童数目高达60余名。

　　各个环节在相互联系中一般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大都用手机单线交易。如胡德海等和长汀县本地的人贩子林玉娣之间互相不说自己的真实姓名。长汀县警方抓获林玉娣时，只知道她的上线是两个分别叫“胡强”和“小陈”的人，4月22日盐津县警方抓获胡德海和艾舒俊时，也不知道他们就是“胡强”和“小陈”，后来两个县的警方互通信息，才查清他们的本来面目。

　　在“零售”环节，一些人贩子伪装成“落难夫妇送小孩”的形式。晋江市公安局干警林宏展告诉记者，一些人贩子装扮成夫妻，介绍自己是外地来晋江打工的农民，生了小孩抚养不起只好送人。一般他们会要求收养人家送他们一定的“哺乳费”，或谎称妻子生病急需现金，甚至还会出具亲生父母的“出让书”。按照晋江市的“行情”，“哺乳费”在1.5万元左右，刚好和卖一个男婴的价格相当。

　　被贩婴儿通过“三通道”落户

　　在拐入地，将一个男婴买来后，这个孩子以后要在当地生活、上学和就业，就必须上户口。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管理上的漏洞，男婴上户口一般有三个“通道”。

　　一是通过购买假出生证明给孩子报户口。

　　二是通过民政部门，以“收养”的名义来办理户口。

　　三是在每五年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时，由于地方上要求对人口数目准确统计，这时候对超计划生育的孩子会“网开一面”，只要交够一定的社会抚养费就可以办理落户手续。

　　记者了解，在现行“打拐专项斗争”中，警方通常只打击人贩而不打击买主，安溪县公安局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尽管法律规定也要对买主进行严惩，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只要买主不阻挠公安机关解救，通常不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指出，公安机关同样要依法对买主进行严惩，增加买主的违法成本，才能够真正压缩拐卖儿童的市场需求。（据新华社昆明8月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