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党政部委中，国家体育总局属于最贴近人民大众的“上层建筑”。它掌管的领域不像军事、外交、宣传那么敏感，也不像经济领域那么处于“中心”位置，但体育运动因为本身特有的与人的生理心理习性的一致性而使之拥有最广泛的公众参与基础。从宏观上说，国家体育总局作为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主要职能无非是“增强人民体质”、争取国家荣誉和弘扬“振兴中华”的体育精神。这样一个“亲民性”极强的政府机构的“第一把手”，就是我们尊敬的袁伟民同志。八十年代，他率领中国女排为国争光建立的功勋，至今还烙印在许
许多多中国人的脑海中。中国体育事业这些年来取得的进步，和袁伟民同志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但是，正因为体育运动的公众参与性特点，中国体坛近年来接连不断的风波就特别引人注目。其中尤其值得引起全局反思的重大事件，就有足球“黑哨”案、西安“体彩”案和奥运资金“动用”案等等。而国家体育总局面对公众的反应却始终未如人意。
公众注意到，尽管足球“黑哨”案折射出了中国竞技体育系统职业道德和涉及违法犯罪的严重问题，但具有透明度的公开查处却迹近于不了了之，只有龚建平成了唯一的典型。相对于未坦白者，他“坦白从宽”的结局，和他郁闷成疾弃世后其妻意味深长的“报仇”呼声，给中国足坛留下了沉甸甸的未解之谜。
公众注意到，西安“体彩”案反映出了中国体彩机制中权力制约和监督疲软的严重弊端。贾安庆之流从信誓旦旦“捂盖子”，到真相大白做囚徒，如果没有外部的强劲舆论监督和及时的司法介入，结果又会怎样？
公众还注意到，“1999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其中用来建设职工之家小区1.09亿元，用于发放总局机关工作人员职务补贴和借给下属单位投资办企业2,204万元”。消息经李金华审计长6月间曝光至今，国家体育总局的态度一直是以“澄清事实”为主调，种种言说，无非是不承认自己的行为属于李金华审计长所说“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和其他有专项用途的资金”。
这三起重大事件，两起属于专项体育行业范围和地方体育主管当局的范围，但社会影响极大，公众却从未听到过国家体育总局公开表态；一起则直接与国家体育总局有关，反映则又是如此的奇怪。人们基于对中国体育管理权力机构政务公开和对袁伟民同志寄予的希望，不
禁要问：作为国家体育总局“一把手”，对这些问题，袁伟民同志是什么态度？或者说，对中国体坛近年连续不断为舆论诟病的重大事件，袁伟民同志是否负有责任？
袁伟民同志从政风格比较低调，上镜率和见报率不高。但对来自公众的“问责”，身为公仆，袁伟民同志至少是能够对话的。事实上，袁伟民同志在今年2月底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作总结讲话时，也专门谈到了“高度重视体育道德作风建设”的问题。他说：“体育行业的不正之风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有时甚至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要“坚决反对体育领域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狠刹弄虚作假、营私舞弊、行贿受贿的歪风”。但这只是一个内部讲话，且涉及问题有限。现在，公众非常希望通过媒体听到袁伟民同志的声音，了解他对具体事件的判断和意见，借以评断国家体育总局领导下中国体育事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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