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完自己第77个生日（7月26日）的第四天，中国最著名的本土经济学家之一董辅礽在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去世。他带着诸多遗憾离开人世，包括终于没有看到自己身为独立董事的泰康人寿上市。

　　即便他的名字如此拗口，甚至在电脑字库中都很难找到，但这个名字仍然是媒体追踪的热点。早在10年前，人们就已经习惯地省略到了“董老”这个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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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老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发挥者，也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机融合的典范。这是他与当时固守政治经济学堡垒的传统中国学者最大的区别。

　　他认为，所谓的“私有财产是一切罪恶的源泉”与目前的形势是格格不入的，财富本身是个中性的东西，并不具备罪恶的属性。这些在当时属于离经叛道的观点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在他的眼中，资本并非是肮脏的，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了颇为大胆的修正。

　　最近五到十年，大批海归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线人物，身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人，董辅礽处于某种尴尬的境地中，但他的尴尬被其超人的智慧所掩盖，他崇尚理论的终点是殊途同归。他并不想充当传统的卫道士，更何况，他骨髓里更充盈着一种叛逆的血液，在最近10年中，他更加愿意被人们视为中西融合的经济学家。一方面，他并不愿意放弃原有的经济学理论，同时，又叹服于经典的西方经济理论，甚至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在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企业改革的方向。

　　翻开董辅礽的家谱，他的祖父粗通英文，这在当时已经不同凡响。其父在旧中国的经济核心上海读书谋生，后结识了一位宁波小姐，这位小姐家道殷实，又充满新派思想，董辅礽在这种环境中接受了最初的教育。

　　董辅礽在大学时期第一次看到《资本论》，从而被深深吸引了，对马克思的推崇直到他辞世的时候仍然热情不减。但已经从对理论本身的推崇，过渡到对核心理念的推崇。早在留苏期间，董辅礽就真切地感受到了苏联经济并非白璧无瑕，经济结构不合理、生产效率低下，商品严重短缺等等，因此，他对计划经济体制并未迷信。

　　改革开放的第七年（1985年），董辅礽开始执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长达十多年之久，此时的董辅礽已经从创新的年龄过渡到了反思的年龄，他更加热衷于参与单体企业的实践，而不是埋首在学术资料中。

　　回首50年，董辅礽的学术生涯是相当灿烂的，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提出的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就勇敢地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

　　他最早提出并一直坚持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他的勇气和执著使他享誉海内外。1984年他获得了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