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悄然隐退的廉政账户又重出江湖，据称这个账户在甘肃开通以来，得到了“各方响应”。《中国青年报》8月3日的报道中援引了一个数字为证：截至7月26日，仅14天时间廉政账户已收到10笔共计17.25万元的“贿款”。

　　廉政账户的日进万金让支持者又看到它的巨大威慑力，有人甚至认为，“廉政账户已经对一部分人产生了心理触动，激活了他们心中尚存的改邪归正意愿，并为他们提供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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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免罪的机会。”

　　但笔者以为，廉政账户在短期内进账颇丰，审计风暴功不可没———内心害怕而不是良心发现。这也恰恰说明了它的作用有着季节性的弊端：上面查得紧，动了真格，则廉政账户入账多，等风声一过，贪官们就再难想起它了。对于廉政账户的季节性发威，我也有数字为证：2000年3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在南昌被执行死刑，当月南昌的廉政账户就突然进账16万余元，较之2月的4000元翻升了40多倍。然而好景不常，到了5月份，廉政账户入账金额已不足4000元。

　　也因此，我十分怀疑甘肃此廉政账户的“日进万金”又能持续多久。当然，这样的怀疑针对的只是廉政账户实际效用，而廉政账户的不可行，更重要还在于这一做法伤害了法治国家的基石，损害了刑事法律的权威，也对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构成了挑战。

　　报道称，甘肃省廉政账户开通的第二天就收到了一笔5000元的“贿款”，其后的入账中最大的一笔有20000元。依据《刑法》的相关规定，仅从金额上来看，这些“贿款”的背后，已经有行贿和受贿犯罪的发生。

　　正如我们知道的，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不但要保障无罪的人免受法律追究，也应使有罪的人及时受到法律制裁。有罪，还是无罪？有罪是否能够减轻或免除处罚，都应当由审判机关依据法律和事实来裁决，宪法已将审判权交由法院专属行使，就不容其他任何机关以任何方式染指。更不能藉由省纪委的一纸通知已经构成的犯罪就被轻易地免除了。

　　但廉政账户的设立者们似乎也有他们的依据：甘肃省纪委党风廉政室负责人就坦言，一是依据上级领导最近的讲话精神，二是现在确实有这样一种需求———有些领导干部愿意上交收受的现金，又不想以实名上交组织。

　　说到“讲话精神”，倒让我想起了邓小平同志的一句告诫，制度和法律要“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告诫也为邓之后的中央领导层所反复强调。既然法律规定了受贿犯罪的惩处措施，就应该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宪法和法律才应是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所必须遵循的“依据”。

　　现实的需求同样不能成为设立廉政账户的依据。若仅仅有些领导干部愿意上交收受的现金，又不想以实名上交组织，就为这部分“领导干部”设立一廉政账户，那么，按照这样“有需求即可为”的逻辑假设，我们恐怕也不能排除总会有少数的犯罪者在盗窃、抢劫或诈骗之后也愿意上缴所得赃款，但又不想以实名上交侦查部门，难道公安机关也应依据这种需求的存在，而专门设立“退赃账户”且约定对退赃者既往不咎？

　　从法理上说，纪检监察部门的一纸通知并不能免除对犯罪的处罚，而廉政账户的日进万金又的确反映出有犯罪事实的存在。那么，当地检察机关理应主动介入，并对每一笔入账的“贿款”展开侦查。今年以来，各地检察机关纷纷表示，将从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中发现线索，并主动出击。此则新闻无疑极具侦查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