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劳务状况令人忧怎一个乱字了得(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04日10:51 胶东在线

　　41岁的倪政武是福建省平潭县农民，2003年初，怀着出国打工致富的美好愿望，倪政武东挪西借凑齐了2．8万元的中介费，在当地中介老板郑福金的组织下以旅游的名义来到了马来西亚。

　　出发前郑福金还和倪政武签下了一纸协议：包找工作，月工资6000元人民币。当飞抵马来西亚后，倪政武这才发现所谓的出国打工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不仅无工可打，郑福金也不见了踪影，举目无亲的倪政武被迫流落异国他乡的街头。不久前，倪政武被遣返回国。像倪政武这样因“出国劳务”被骗来到马来西亚的并不是少数，与他同机遣返的就有120多人，他们都有着大致相同的受骗经历。

　　今年初，马来西亚移民厅负责人披露，通过对出入境人员的统计，两年来约有18万名中国人在该国逾期滞留。在这18万人中，大部分为试图出国打工的劳务人员，马来西亚也因此成了中国劳务人员逾期滞留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从近年来的新闻报道可知，新加坡、文莱、卡塔尔、伊拉克、日本、意大利、英国，太多的地方留下了受骗的中国劳务人员的足迹。

　　福建是我国出国劳务大省，这里的人们素有飘洋过海“讨生活”的传统，但非法的出国劳务活动也因此异常猖獗。尤其是在福州沿海的长乐、福清等地方，非法的出国劳务也形成了一个地下产业，多年来，数以万计的当地人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到国外打工。大量的非法福建劳工的涌入让不少国家十分头痛，以至有“美国怕长乐、日本怕福清”的说法。记者日前在福建进行调查时了解，截止2003年底，这个省通过正规渠道在境外就业的只有4．7万人，而通过非正规渠道到国外打工的劳务人员估计有数十万人。正道不畅、暗流汹涌已成为当前对外劳务市场的真实状况。

　　地下中介反而成了主渠道

　　倪政武至今保留的中介老板郑福金的名片上清楚写着：代办马来西亚工作准证、学生准证、文莱劳务等。郑福金向当地农民承诺：保证提供为期2年的工作准证，包找工作，一天工资200元人民币。而实际上马来西亚并未对中国普通劳工开放劳务市场。

　　在一个多月的调查中，记者反复问像倪政武这样的出国劳务人员：为什么要相信地下中介？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不找他们还能找谁？

　　记者多方联系也没有找到郑福金，但一位从事对外劳务中介的人员告诉记者，在福建像郑福金这样的中介从业者至少有上万人。走在福清市、平潭县、连江县等一些地方，随处可见对外劳务的招工广告。如今年以来，赴伊拉克打工的招工广告就充斥于大街小巷，在平潭县记者就看到了极富煽动性的招工广告：2003年美英联军攻打伊拉克，2004年商机何处－－伊拉克！今年伊拉克对劳动力需求大，农业工人短缺，伊拉克重建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了机遇，朋友们，请好好抓住眼前的机遇！

　　今年4月以来，福建省开展了清理整顿非法出入境中介的专项行动，在各地政府的打击下，街头的招工广告已明显减少，但仍然有很多中介人十分活跃。在一位当地人的带领下，记者在福清市渔溪镇找到了一位对外劳务中介人，他说正在招去马来西亚的务工者。当着记者的面，他给福州的上线王先生打了个电话，对方马上传真过来一张招工广告。广告上写着：招聘去马来西亚建筑工人，每月基本工资1500马币（大约等于3000元人民币），收费2万7千元，2年合同到期后还可续签，署名单位是“福建省人才开发中心业务部”。

　　记者在福州市福侨大厦六层找到了这家“业务部”，发现门上的招牌却是“福建省华闽进出口公司劳务分公司国际业务六部”，自称“王先生”的一名男子接待了记者。当记者要求他出示公司营业执照及相关的业务证明文件时，他却拿不出来，并急忙锁门离去。而记者也了解到，所谓的“福建省人才开发中心”根本没有经过合法的注册登记。

　　福建省金福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地下中介人大都是层层挂靠并形成网络，他们办理出国劳务的手法一般有以下几种：一是一些中介人通过他们的渠道在国外了解到招工信息，并在国内组织好出国劳务人员后，再找一家正规公司“出手续”；二是我国公民因私护照放开后，个人出国旅游、商务考察越来越方便，一些地下中介人就让出国劳务人员通过旅游、商务考察、出国留学的形式出国，然后逾期滞留在国外打黑工。在福建，大量中介人游走乡里，四处张贴广告，而想出国打工人员一般也更相信本乡本土的中介人的游说，这也给中介人留下很大的市场空间。

　　正规对外劳务市场陷入恶性循环怪圈

　　目前福建省经过正式批准的对外劳务经营公司有49家，境外就业中介机构有18家，但在地下中介的冲击下，这些正规公司的业务不断萎缩，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1982年就成立的泉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是福建省对外劳务业务开展较好的一家公司，1992年前后公司业务达到最高峰，有4千多人在境外务工就业，但现在这个数字还不到1千人。公司董事长吕旭初说：“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每年出国打工的人比以前要多得多，但通过正规渠道的却在减少，这就说明了非法渠道的猖獗。”福建省金福对外劳务合作公司总经理谢源也告诉记者，以前公司每年都可以派出七、八百人到境外就业，但现在一年连一百人都不到。

　　为什么正规公司的业务越来越萎缩呢？首先是大量地下中介的存在，导致出国劳务的中间环节越来越多，层层盘剥下的“中介费”越抬越高。一个出国劳务人员要想“有钱赚”，只能选择“逾期不归”。这种情况下，管理相对严格的合法中介机构就失去了竞争优势。

　　福建省对外劳务合作公司副总经理薛敏德告诉记者，去以色列的出国劳务一般为期2年，按商务部的有关规定，中间环节的费用应在2000－3000美元，但实际上每个中介环节都要狠赚一笔，出国者最后实际要支付约9000美元。在以色列建筑工人最低工资每月大约在750美元，扣除生活费用，要干上约一年半才能挣回出国费用。出国劳务人员不少是靠借高利贷出去的，在经济压力下，他们就想方设法出去打黑工、逾期滞留。目前在以色列，属于逾期滞留的中国劳务人员起码在90％以上，他们中许多是通过地下中介出去的，因为这样“更自由”。

　　那么正规公司不能靠价格优势来赢得市场吗？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一位正规出国劳务中介公司负责一些非法中介人通过挂靠等方式，栖身于正规的出国劳务中介公司下开展业务，不少正规公司也因此沦为非法中介人的聚集地。“福建省人才开发公司业务部”是一家未经过合法注册登记的非法中介，但它却在“福建省华闽进出口公司劳务分公司国际业务六部”内开展业务，大肆招收去马来西亚的劳务人员。

　　那么正规公司不能靠价格优势来赢得市场吗？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一位正规出国劳务中介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正规公司在国内没有一个运行成本较低的招工网络，许多正规公司还要依靠地下中介来组织人员。明明这样是不允许的，但事实上不少正规中介公司下面层层挂靠着许多私人中介。

　　其次，由于大量出国劳务人员滞留不归，给劳务输入国带来了不少的社会问题，他们对我国的劳务输出限制越来越严格，正常的劳务输出“口子”越来越小，这种情况下，想出去的人只能以旅游、商务考察等名义出去“打黑工”，形成恶性循环。一些接受记者采访的正规劳务中介公司的同志告诉记者，现在我国对外劳务输出的市场环境越来越恶劣，不少国家对我国频频亮起“红灯”。

　　福建省外事办的一位同志介绍，目前我国仅在马来西亚的逾期滞留人员就有十几万人，马来西亚去年对中国的劳务输出全面叫停。但实际上国内的非法中介并没有停止向马来西亚进行“劳务输出”，去年福建省一家旅行社组织100多人去新加坡旅游，结果一到新加坡就跑了70多人，这些人大部分去了马来西亚。

　　此外，正规渠道的劳务输出在税收上实行与国内就业完全不同的政策。福建省对外劳务合作公司总经理钱瑞智说，现在一名高级船员在国外的税后收入可以达到每月1．5万元人民币左右，由于这笔钱是由劳务公司代发，就算成了劳务公司的营业收入，除了海员个人在国内要交一次个人收入调节税外，劳务公司还要再交营业税和增值税，这样扣来扣去，这名高级船员实际每月所得不到1万元人民币。钱瑞智认为，在国内促进就业的优惠政策很多，但到国外就业却要征收高额税收，这事实上造成对境外就业的歧视。

　　管理部门职能分隔“各拉各的车”

　　除了地下中介横行带来的市场混乱外，福建省一些劳务公司的负责人普遍向记者反映，现在我国的出国劳务处于多头管理状态，如去年下半年韩国向中国招收1800名农业工人，相关的几个部门分别报去了多家代理公司，令韩国方面一时无所适从。而在出国劳务人员技能培训方面，目前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外经贸部门都要求使用本部门的培训证明，也使出国务工人员十分为难。

　　记者在福建采访时了解到，现在可以从事出国劳务中介业务的公司就分别由外经贸部门、劳动保障部门、公安部门等多家审批。而涉及到出入境管理的部门更多达7个，分别是公安厅、教育厅、劳动与社会保障厅、外经贸厅、外事办、旅游局、工商局等，分管副省长就多达5个之多，形成谁都管谁都管不好的局面，相关从业机构也无所适从。

　　此外，在出国劳务管理方面还存在政策法规的不统一。以出境后滞留不归为例，现在非法中介都是通过办理旅游签证或者商务签证将人送出去，出境后再选择滞留不归。一旦被遣送回国，最多罚几百元了事，不足以产生威慑作用。福建省旅游局的一位同志告诉记者，目前对持旅游签证滞留不归者的管理，只在《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中有一条十分含糊的规定：严禁旅游者在境外滞留不归，根本没有相应的处罚细则。去年福建省由于出国劳务人员大量滞留不归，省政府专门招集7个部门研究对策，会议开了两天，也没有想出很好的办法。一些参加会议的人员告诉记者，由于没有一个相应的法规体系，现在对出国劳务人员滞留不归几乎是束手无策。

　　出国劳务洪流宜疏不宜堵

　　一些专家表示，我国加入ＷＴＯ后，大量的富余劳动力渴望走出国门到境外就业。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我国劳务人员也理应积极走出去，参与到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去，这也是我们的优势。但目前由于对外劳务中介市场的混乱，这一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地挖掘和发挥，反而是自家先乱了阵脚。专家呼吁，当前我国亟待建立起统一的对外劳务输出平台，疏通我国参与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规范化“通道”，为中国劳务人员“走出去”创造条件。

　　我国对外劳务输出在市场、政策、管理、服务等多个方面均存在脱节现象。如国内劳动力市场和对外为了赚取高额中介费，国内一些非法中介和海外不法分子大肆勾结，以高薪为诱饵，欺骗中国劳工去马来西亚打工。但到了马来西亚后却无工可打，流落街头衣食无依。目前，中国劳工非法逾期滞留在马来西亚的有10几万人。图为福建省一家“福建省人才开发公司业务部”的组织人去马来西亚的招工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该“业务部”并未经过合法审批登记。

　　劳动力市场的脱节，记者采访中发现，已较为健全的国内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是和对外劳务输出脱轨的，国内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中的中介、培训等各种服务只针对国内企事业单位。这种局面的一个弊端，就是对外劳务公司无法依托国内劳动力市场来进行招工、培训，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各种地下中介。再从劳动力的培训来看，也是部门之间各拉各的车，各种培训认证满天飞，让一些对外劳务中介企业无所适从。

　　这些不规范现象，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服务加以规范。一些专家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首先可从建立统一的服务平台入手，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对外劳务输出的新型机制。

　　这种新型机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依托已有的国内劳动力市场体系，将对外劳务输出与国内就业体系统一起来，如招工信息、技能培训，都可以纳入统一的体系；二是在国际劳动力市场，可建立统一的市场信息平台。目前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本就激烈，而我国由于存在多头管理等问题，对国外劳务市场的开拓十分不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协会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组织。现在一些对外劳务公司获取海外用工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许多正规的中介公司还要依靠私人中介提供信息；三是建立统一的境外就业者服务平台。参照劳务输出发达国家的经验，要逐步在我国劳务输出较多的国家和地区探索建立统一的服务机构；四是建立统一的政策和法律平台，通过相应的法律来规范和解决部门多头管理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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