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6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毫无疑问，这将给，这将给中国的基金会事业带来强大的推动力，然而，在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基金会的“门槛”却成为基金会在当地发展的现实障碍。“西部是落后地区，是最需要基金会的力量的地区，然而基金会是一个‘财富游戏’，越是落后地区基金会的发展往往越落后，这是个悖论！”一位接受采访的民政官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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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肖科 摄影报道

　　7月底，全国民政系统“年中分析会”在辽宁省大连市召开，关注慈善事业和基金会的发展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议题。作为基金会的“革命性”文件，国家民政部在此前的6月1日出台了《基金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业内一片叫好声。

　　然而在7月底8月初本报记者对广西、贵州、山西等一些省份民政部门的采访过程中却发现，新条例在落后的西部地区有现实困难；新条例对西部地区基金会事业的推动作用有限。

　　事实上，西部省份遇到的一些问题，在其他地方同样存在，“只是各个地方表现程度不一样。”广西民政厅的一个官员说。

　　“刘三姐”善心难付

　　著名演员黄婉秋因为扮演刘三姐而在全中国家喻户晓，如今，她在广西经营一家企业。6月初条例下来以后，黄婉秋“连续跑了民政厅好几趟”，目的是想注册一家基金会，“做点好事”，然而经过反复权衡后，她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需要的钱太多了”。

　　广西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夏忠告诉记者，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他说，新条例下来以后，来咨询的大约有十四五拨人，但是最低200万的准入门槛让大多数人望而却步。“广西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200万似乎高了点。”夏忠说。

　　此外，广西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梁愈军还补充道，如果是一次拿出200万来，“用完就算”，也许还有人愿意，但是条例规定每年必须要支出至少8%，“对于一支200万的小基金就至少每年要挣16万，一旦挣不了，表示个人还要不断的往里投前，这确实是个压力。”

　　梁愈军设问道：“虽然其他基金会也可以选择西部作为服务对象，但是在‘本土’的肯定做起项目来要更方便更直接吧。我们在设计制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考虑将西部地区特殊处理呢？”

　　而另据了解，在更为‘西部’的贵州，关于非公募基金会，到现在还没有来咨询的。

　　基金会“先天不足”

　　“目前的基金会的钱，大部分是国家财政给的，募集的很少，”夏忠说：“像我们广西现在经营得比较好的扶贫基金会、老龄基金会，每年政府都要给钱。”

　　由于从源头上就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占据基金会工作要职的往往是一些机关退休人员或者兼职人员。梁愈军认为，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纯粹的”基金会而言，这样的资金来源和人员结构是有害的。因为这样的基金会必然与它的“母部门”有千丝万缕的种种关系，因此做起公益事业来就不那么自由和纯粹了，“它要多方考虑”。

　　因为基金会的浓厚的“官方”色彩，它并没有按照“基金会的规则来玩游戏”，这导致基金会在民间缺乏号召力和公信力，夏忠认为，这是目前国内基金会普遍存在的“先天不足”。这点在记者对大连、上海、青岛等相对发达的地方的采访中同样得到了印证。

　　新条例规定政府公职人员不得兼任基金会的秘书长以上职务，梁愈军说，“当然，这是个进步”，但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怎么把现在的请出去，一是请出去了把谁请进来。

　　现在在基金会兼任职务的，往往都是一些各个部门的“要害”人物，他们是“不好动”的，然而因为有条例撑腰，梁愈军对于“请出去”还是很有信心的，但是如何“请进来”，他表示还没有明确的想法。

　　“这种情况在全国都存在。”夏忠说。

　　“婆家”在哪里

　　条例规定，基金会要有业务主管单位，它被业内形象地比喻为“找婆家”。这点是各地民政部门普遍反应比较困难的一个部分。夏忠毫不讳言地说，这是执行条例中比较“难搞”，也比较不理解的一个地方。它事实上形成了业务主管部门和民政部门的“多头管理”。另外，业务主管单位在对基金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利益可言，“一旦所主管的基金会出了问题，恐怕还要承担责任”；从基金会方面来说，也不愿意被管，特别是由私人出资建立的基金会，“我自己的钱做自己愿意做的公益事业，凭什么还要找个单位来管着我！”这造成了寻找“业务主管”单位的实际困难。

　　大连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处处长张君玲还发现了一个“找婆婆”的新的困难，如果是业务方向比较明确单一的基金会，通过民政部门等有关方面的协调还可以解决“婆婆”问题，而那些业务方向多样复杂的，找起“婆婆”来就更困难了。

　　贵州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汪天林认为，不应该指责此规定，对民间组织管理和监督并重是应该的，但是在找婆家这个问题上，民政部门还要更加努力帮助基金会。

　　实际上，条例刚一出台的时候，这条就成为媒体和民政系统以及专家学者讨论最激烈的一个焦点，有学者主张要仿照基金会发达国家的经验，废除“业务主管”单位的规定，汪天林则认为，中国有自己的情况，“要一步一步的来。”

　　基金会的西部困境

　　西部作为欠发达地区，作为为东部建设而牺牲了环境、资源的省份，它们需要救助的困难群众，需要恢复的自然环境，需要进行的社会建设都比发达地区的要求要迫切和严峻，然而作为公益事业的主力队伍，基金会在西部却是一种尴尬的状态——经济落后需要基金会；经济落后基金会不发达。

　　汪天林介绍，贵州现在有扶贫、青少年发展等5家基金会，值得一提的一个亮点是条例实行后的六七月间，贵州省新成立了一家以“那些达不到低保标准但是生活又确实困难的”职工为服务对象的“送温暖”基金会，它的业务主管单位是贵州省总工会，注册资金1900万“全部都是从全省各处募集而来，而且没有一笔大宗的”，汪本人也对该基金会捐了款。不难看出，这是条例颁布以来成功的一个“范本”。汪天林高兴地说：“前几天对他们进行检查，得知他们募集的钱已经超过3000万了。”而据了解，上海市仅慈善总会资产评估已经超过了60个亿。

　　梁愈军介绍，广西目前有扶贫、残疾人福利、教育等8家基金会，山西省民政厅民间组织管理局李局长则是简单的几个字，“不多，不活跃，我们要加强发展。”

　　我们不难看出，目前在西部省份乃至全国，基金会都还处于“初级”状态，这从它们的名称就基本上可以看出来，老龄、青少年发展、扶贫等等依托于政府部门的基金会成为了基金会的主流，而“专业性”的真正的“民间基金会”还鲜见，这在西部省份表现得尤其明显，“甚至连学术方面的都基本没有。”

　　梁愈军认为，对基金会的税收优惠政策和遗产税是促进基金会发展的两大动力，但是目前都还没有明确，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基金会将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汪天林则希望西部地区的基金会事业“很好地发展起来，为困难群众多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