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农科院领导强调，把这几个人的自杀，与科技人员生存状况联系在一起，“没有代表性”。

　　也有受访者指出，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知识分子生存能力不强，面子太薄，心理和精神上普遍比较脆弱，是他们陷入困境的主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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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些人认为，把基础科学研究全面推向市场，加上科研机制有一些问题，客观上增加了知识分子的生存压力，使他们中的意志薄弱者一时感到难以适应。因此，即便自杀是“偶然”和“个人”原因，还是应该加强对知识分子生存环境的关注，这是记者在调查自杀事件时得出的一个“自杀之外”的结论。

　　断裂的科研链

　　成立于1901年的湖南农科院，是全国最早建立的省属农业科研机构之一。1976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这里使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三系杂交水稻的商品化，这对中国在20多年里增产1500多亿公斤粮食有帮助。

　　中国农学会原副会长、在湖南农科院工作了41年的老院长钱仁研究员认为，造成湖南农业科研人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体制问题。

　　本世纪初，科技部要求农业科研单位改革，把农业科研单位推向市场。湖南省农科院与国家农科院及地市农科院体制上分割，各自独立。这种研究单位的重复设置，不但造成资源浪费，而且，使大家在争取科研项目和经费方面成为了竞争对手。

　　在中国，科研经费的审批和发放由非科研单位决定，缺少科学监督机制和问责制，导致有限的科研经费常常被浪费。在急功近利思想下，大量科研资金被集中在某些“重点课题”上，却忽略了农业科研是个庞大的研究体系，出成果和成果转化的周期非常慢的事实。

　　项目与经费绷紧了弦

　　湖南农科院是差额拨款事业单位，科研人员一直存在经费压力。但全省18个省级农业研究所中，农业厅主管的5个是全额拨款，而农科院的13个是差额拨款。

　　据介绍，省财政对湖南省农科院的事业费在逐年增加，但是，基本工资这一块，每年的缺口就达一半以上。差额拨款意味着基本工资的一部分需要自想办法。但院里的管理干部包括司机是拿全额工资，而科研人员只能靠自己找科研经费养活自己。搞不到经费，科研人员就拿不到全额工资，甚至面临下岗。

　　但科研人员在全院所占的比率很小。全院在册职工2889人，第一线的科研人员只有400来人。而这400来人就成了院里的“摇钱树”，摇来了科研经费就是功臣，否则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科研单位的“形象工程”

　　在接受采访的数十名干部职工中，大部分人把农科院的滑坡归咎于前任领导的好大喜功和盲目投资项目，折腾尽了农科院本来就不殷实的家底。

　　如土肥所首先办了个复合肥厂，盈利可观。但上世纪90年代初办了农科院没有知识产权的外行项目如挂毯厂和水稻秧盘厂，第二年就赔得精光，第三年就导致全所发不出工资。

　　原子能农业应用研究所从绥宁县引进“人才”搞开发，制造“薯粉机械”，结果贷款几百万元，亏损约200万元。负责的副所长袁某也因腐败而被判刑。

　　农产品加工所书记兼副所长何建新说，特种所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曾任汉寿县委书记的原院长左连生从汉寿引进了一名“甲鱼养殖专家”陈某担任所长，但后来一直亏损。到“隆平高科”成立时，已亏损近千万元。

　　一方面严重亏损，另一方面农科院却大兴土木。从1995年到2002年，房屋基建投资达1.69亿元。农科院的面貌焕然一新，6位院领导在办公楼前每人栽了一棵桂花树，树名中都有领导的名字。如“连桂”（左连生）、“榕桂”（田际榕）。但是，直到2004年，装饰着半圆高档幕墙玻璃、屋顶为钢网架和彩色BPH钢板的科技交流中心尚未决算。记者在现场看到，这座占地20000平方米、已经花费近2000万元的庞然大物被杂草包围。

　　受争议的“隆平高科”

　　农科院的不少职工认为，“隆平高科”给湖南农科院带来的多是虚名，而不是实惠。

　　1999年，“隆平高科”成立，农科院创收效益好的所或所里的能创收的部室和开发人员，都去了“隆平高科”，剩下的科研机构在市场中几乎没有创收能力。2000年，“隆平高科”上市后，融资近6.94亿元，但已违背成立的初衷，资金大部分用到搞房地产开发和收购全国种子公司，很多不是为了推动农业科研。

　　因为是公司化运作，从农科院出去的干部都拿着高薪，每个部门经理可以享受公司10万元的贴息购车贷款和几万元一年的车补，但公司的普通员工的待遇仍然参照农科院的档案工资。

　　根据泰阳证券的年报，2001年和2002年，农科院分红约700多万元。2003年的分红数字院方拒绝提供。但坊间一致认为除了袁隆平院士领导的杂交水稻和另外一个蔬菜种子项目，其余原农科院的部门大部分是亏损的。（据《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