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万军
千呼万唤的农民工“三险”权利终于在“首善之区”有了一点着落。7月30日，新华网等各大媒体纷纷公布了这样一则消息：北京市首次专门针对外地农民工出台了两大社会保障政策———《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和《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这两项政策将于今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
《暂行办法》的出台，对于为北京建设做出不可或缺贡献的广大外地农民工而言，无疑是一件好事，然而这好事是否会让每个在京打工的农民工都看得见摸得着呢？我不知道这两项“政策”对于用工单位而言，具不具备“强制性”？通读了一下《暂行办法》的纲要，在具体实施细则中，《暂行办法》是这样要求的——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用人单位和未在注册地为农民工办理相关手续的外地 注册用人单位招用外地农民工，应当到所在区县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办理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手续，相关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农民工个人不缴费。
注意，这里关于保险费用工单位缴纳而无需农民工个人缴费的规定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要求用工单位的开头语，是“应当”而不是“必须”。这“应当”而不是“必须”的使用，大约就有用工单位“原则如此”的含义。这种含义的解读一旦成为实际，恰恰就构成了以往类似这等好事削弱推行力度的“关隘”。
无论是农民工“三险”，还是他们能否讨到工钱，一切的大前提是：用工单位是否与他们签订了规范的用工合同。如果这个大前提不存在，那么所谓农民工“三险” 因为无“纸”，所以连纸上谈兵的基础都失去，充其量是水中捞月。
现实的案例比比皆是。7月26日《北京晚报》就报道了这么一起“北京新闻”：一群民工在砖厂苦干了四个多月，每天只能吃到馒头、白菜、咸菜，到现在不但没有拿到工资，有人还欠下了承包商的钱。因为讨要工资，来自内蒙古的姜志强竟被工头儿一棍子打断了腿，不得不四处借钱医治……这一切见怪不怪事情的发生，其最重要环节的缺失，是因为不管是包工头还是用工厂家，都不屑与工人签订一纸合同，而只是口头“说好”工资云云，以便一旦出现劳资纠纷，他们好矢口否认。
展望当前我国的整个用工市场环境，并没有因为些许“民工荒”的出现而发生全面且根本的转变。从大学生的持续就业难，到长江珠三角各种以加工为主的三资企业的工人“过劳”，事实上，不仅仅是供大于求的格局继续作用，而且离“依法用工”仍存相当的距离。现在休说对使用农民工的用工单位不签合同的行为缺少强制性约束，就是劳动力素质较高的大学毕业生，遭遇赫赫有名的单位“无合同使用”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从大量使用农民工的加工厂，到趋之若骛的中央电视台，有多少无契约劳作发生？无契约劳作的受益者注定是可以随意解雇员工的用工单位，他们甚至不用说出理由就可以通知员工走人，而员工只是俎上鱼肉。于是乎，“无合同使用”便成为大小用工单位普遍乐意采用的用工手段，从而将“刀俎权”牢牢掌握在自己一方手中。
一个健康的社会，同时必须是一个契约社会。而目前规避合同的作法在一些散乱“自由”的用工市场甚为流行，它使得我们社会中的一些劳资关系发生严重扭曲，资方的权力无限扩大，员工的权利愈发稀薄，长此容忍这样“无合同使用”，将使我们这个社会的人文指数难以上扬。
遥远的合同，代表着遥远的“三险”等等一切劳工待遇及权利，如果我们不想离契约社会太远，那么劳动部门对用工单位的监管与处罚，就一定要由“应当”而上“必须”这个台阶。凡是打造一个成熟的契约社会，就必须有法治市场经济的保证：劳资双方开口闭口言必合同，而不是劳方不敢提、资方有意省。
以落实农民工“三险”为开端，各级劳动部门现在就应该实施雷厉风行的整肃：用工单位的任何用工，用工合同一旦乌有，那么就注定要付出相当“出局”的代价！如此，劳工才不会成为永远的弱势，资方也再不敢对员工的正当权利熟视无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