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8月4日，发生在银川市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已基本平息，但是，这起事件留给社会的思考却不应该就此结束，如果不从社会的平衡机制建设着手进行必要的反思，类似的事件就有可能再度发生。（本报今日Ａ22版）
市场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的明显不同，就在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成员之间开始不断地分化成不同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各利益共同体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
政府与百姓之间、企业与百姓之间，都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和矛盾。这是正常现象。解决利益摩擦和矛盾，势必就需要一种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的社会机制，能够以平等协商、友好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避免使矛盾和摩擦升级或恶化。
首先是缓冲机制的缺失。在银川的出租车事件中，我们看到，政府在推行车改新政的时候，显然缺乏和的哥们进行沟通，结果，新政策一公布就遭到了普遍抵制。就司机方面而言，在抵制有关新规定的时候，又缺乏必要的冷静和克制，直接与政府发生冲突，最终导致事件的大面积恶化。但是，如果有了缓冲机制，就可以避免问题激化。政府的新政策在正式出台前，可以利用这个缓冲机制进行探路，对反应敏感的问题及时纠正。即便政策出台后，依然遭到批评，反对者也可以先通过缓冲机制将各种意见反映上去，促使政府尽快修改，不至于使事态发展到最终走上街头，演变为有规模的冲突。
其次要建立缓冲机制，除了明确有关制度外，还必须有一个能承受缓冲力的第三方机构。这个第三方机构，在解决劳资问题上可以是工会，在解决各利益群体和政府、百姓之间的矛盾方面可以是行业协会。只是，有些事件可能比较复杂，交织着多种因素，所以，工会和各种行业协会也可以同时发挥作用。当然，把工会和行协作为承受缓冲力的第三方独立机构，那么，就要求这样的非官方组织必须具有足够的公信力，能够承受住压力也可以化解矛盾。“二政府”型的工会或行协是无法担当重任的。
设立必要的制度和机构还不够，还必须有第三个必备要件：这就是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明确什么是合法反对，什么是非法反对。虽然，我们国家与国外不同，没有专门的关于“合法反对原则”的法律说明，但是，举报、上访、提起诉讼或仲裁都是被法律承认并受到保护的合法反对方式。只是，仅有这几条还不够，上访和举报往往达不到实际效果，诉讼或仲裁又限于程序而增加了反对成本，所以，“合法反对原则”的范围必须扩大，使反对者可以通过规范的途径、采取理智的方式、使用多种手段使自己的反对意见与抗议能形成一定的压力，而又不会妨碍到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
社会平衡机制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润滑剂，银川罢运事件再次提醒人们不应对此漠然置之。（来源：甘肃 康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