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留美学生无端卷入“性骚扰”案 不得不寄养女儿 第2页:失去学籍成为“黑人” 含泪延长“临时看管协议” 第3页:中国母亲为要女儿闯法庭锒铛入狱 “性侵犯”案4年未果 第4页:中国驻美使馆要求公正审理此案

　　为要女儿闯法庭锒铛入狱

　　2002年，罗秦又有身孕，但她仍希望尽快把大女儿要回来。由于法庭禁止探视贺梅，她已经有一年未见到女儿了。

　　一天，罗秦听朋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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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一家已经从原住地搬走，现正出卖房子，她顿感不安，连忙赶到贝克家原居地，但人去楼空。她一时慌了，预感到贝克搬家，是想让贺梅与他们彻底断绝往来。

　　气急之下，罗秦直闯法院去找法官。秘书小姐告诉她不得随便与法官谈话，让她离开法院。罗秦执意要问明白什么时候开庭。

　　法院以“私闯法院”为由，将她逮捕送往监狱。到监狱后，狱警脱掉罗秦衣服进行搜身，并换上监狱的蓝色裙装。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天，高温和沉闷的空气使她汗流不止，焦虑不安。她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身上连打个电话的硬币都没有。

　　第二天，罗秦与另一个犯人被手铐扣在一起，被押上囚车到法庭受审。囚衣下，显出高高挺出的肚子，罗秦的眼泪止不住地流，深感无助的凄凉，她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她只是为了见女儿就成了囚徒。

　　庭审后，法官判定罗秦无罪，本该当庭释放，却又被送回拘留所。

　　拘留所关了三四十人，拥挤的空间只允许人站着。犯人见罗秦怀有身孕，挪出个地方让她坐下。

　　屋里人多，且与卫生间连着，空气弥漫着臭气。几个黑人围成一团，又唱又跳……罗秦泪水不断，而又说不出话，她感到委屈：自己是个良民，没偷没抢，却被当作囚犯和这些人关在一起，越想越伤心，止不住将脸埋到臂弯里“呜呜”痛哭……

　　贺绍强外出打黑工，直到晚上10点多才知道妻子被捕，但不知道她在哪个监狱。苦苦寻找，才来到拘留所，夫妻见面，悲喜交加，罗秦扑到他怀里，满腔委屈，却哭不出来。

　　尽管美国法律规定拘押不得超过24小时，但罗秦这次被关了33小时。

　　“性侵犯”案4年无结果

　　2000年12月20日，齐晓军控告贺绍强性侵犯案首次举行庭审。检方提出一项和解协议：即对贺绍强施行一年缓行、外加义务劳动的解决方案，立即遭到贺绍强拒绝。审判因此被推迟。在此之后的两年里，性侵犯案又5次开庭，因贺绍强一再拒绝庭外和解，审判一次次被推迟。这期间，法官更换了两次，检察官也更换了3个，就连他的律师也告退，唯一不变的是，贺绍强坚持要陪审团审理此案。

　　贺绍强表示：“我需要的不是官司的结束，而是开庭。我要的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无罪宣判，这是我唯一的底线。”

　　贺绍强不希望审判再延后，他表示，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他愿自己为自己辩护。于是，本案决定最后的审判推迟到2003年2月18日。

　　在性侵犯案一次次延期的漫长等待中，原告一方始终拒绝媒体采访，在后期，齐晓军向一家网络媒体表示，为了公正和名誉，她决不同贺绍强庭外和解，并坚信“美国有青天”。

　　贺绍强的官司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一些媒体有意作了跟踪报道。但是，到孟菲斯大学采访往往无法深入，跟踪报道也因此停止。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ABC）注意到了这个案子，派出一个新闻节目组，专门对贺绍强“性侵犯”案作调查。采访组将贺绍强的授权书及采访要求送交孟菲斯大学法制主任和律师后，两人都以“请假一星期”作回避。该校权威人士也不愿面对ABC的采访。ABC最后只收集到齐晓军在学校向多人借款的收据。采访组调查后得出结论：孟菲斯大学在贺绍强“性侵犯”案中充当了幕后“看不见的手”。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涉足贺绍强案后不久，田纳西州教育局管理部门就公开表态支持孟菲斯大学。这一表态无疑为“性侵犯案”再次蒙上阴影。

　　“性侵犯”案宣判前夕，法庭再次提出庭外和解，贺绍强再次拒绝，他的固执已让法官不满。他本人及律师都明白，种种迹象表明，最后判决不容乐观。

　　贺绍强夫妇在律师的建议下，在审判前一周，到法院提出动议，以性侵犯案已经拖延4年，超过了规定的期限为由，要求法庭取消本案。

　　那天，贺绍强和罗秦带着孩子一早就离开了家，到法庭呈交他的两项动议，结果遭到拒绝。由于小孩的哭闹，加上贺绍强的老板打电话让他一定要赶回餐馆，贺氏夫妇于4点休息时间带孩子离开了法庭。然而5点10分，律师打电话让贺绍强5点30分赶回法院。当时正是下班交通高峰，根本不可能按时赶到，于是他让律师帮他代理。谁知法庭次日以“无视法庭”罪下令逮捕贺绍强。

　　事态的变化贺绍强并不知晓，他原以为这次出庭只是听证会，由双方律师在法院协议调停，他本人可以不去。晚上，他们回到家，发现门被踢破，但电脑等贵重物品并没被窃走，才知警察来过。贺绍强想，眼下正是性侵犯案开庭审判的关键时候，若被关起来对审判结果一定不利。于是，他决定到外面躲一躲。

　　深夜2点，警察再次找上门，没有抓到贺绍强，准备继续搜捕。罗秦见势不妙，立即打手机给贺绍强。13日一早，贺绍强主动到法庭投案自首，当时就被送进监狱。经律师周旋，才得以释放。

　　2月18日，是田纳西州刑事法庭第7次开庭审判贺绍强“性侵犯”案。上午10点，贺绍强第43次走进这间刑事法庭。这一天让他期盼，也让他焦虑，因为，这桩案子的输赢，直接影响到贺梅监护权案的审判。

　　开庭后，法官让原告提供暴力强奸的证据。齐晓军表示，由于检查费用昂贵，当时没有去医院检查。她出示的是一条蓝色的外裤。陈述事发当天，她穿着这条裤子，贺绍强强奸她时，因为没有找到拉链，把精液射到了裤子上。陪审团查验后，并没有发现精液痕迹。

　　孟菲斯大学纪律处长即刻发言：“好像不是这条裤子，你给我看的是另一条裤子！”陪审团的人都笑了起来。

　　贺绍强的律师传唤了被告方证人。出场的是当时他们进教学楼碰到的那位英语终身教授查理斯。这是一个长相敦厚的中年男人。前几次庭审，适逢他去了中国，这是他首次出庭为贺绍强作证。

　　站到台前他表示：“当时我在楼里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因为地板没有铺地毯，如果有搏斗的声响，我一定能听得到，听到了也一定会上去看。”他的言语铿锵有力，法庭上出现了片刻的沉默。

　　2月21日晚，田纳西州第五刑事法庭的陪审团经过8个多小时的闭门审议，13位陪审团成员在当晚达成一致意见，裁决贺绍强无罪。贺绍强终于在数年屡败的官司中，第一次取得了胜利。

　　亲子鉴定血浓于水

　　不久，孟菲斯法庭对贺梅监护权案举行第三次听证会。在被告贺绍强夫妇一边，只有一名做义工的律师戴维。旁听席上有包括中国大使馆两名官员在内的几张华人面孔。而贝克一方，则坐满了一大堆亲戚朋友。

　　法庭上，当事人没机会说话，由双方律师唇枪舌剑进行交战。贝克的律师团不断地交换意见，商量对策，助手们不时往前排传递字条和资料……

　　经过4个多小时的辩论，法官驳回了贺家要求将案件交陪审团审理的要求，否决了贺氏夫妇提出的两项动议，可是对贺梅养父母贝克夫妇提出的两项动议却不置可否，所以宣布2003年9月29日再对案件作出最后宣判。

　　开庭前，贝克请的精神科医生需要补充证据，向法庭要求让贺绍强及罗秦与贺梅见面，验证女儿贺梅是否还认识她的亲生父母……贺绍强夫妇已经有两年多没见过女儿，非常想见到贺梅，同时也担心，如果贺梅真的认不出他们，法官将按“有利小孩成长”的原则将贺梅判给贝克家抚养，要回贺梅的可能性就小了。

　　迫于情况紧急，贺绍强的律师认为，贺家必须聘请一名心理学权威，以便推翻去年由法官指定的一名心理医生对贺绍强夫妇精神状况有问题的鉴定。贺家同权威心理学专家西卡博士取得联系，西卡博士愿意出具足以推翻前述报告结论的新报告。但是，心理医生的收费极其昂贵，每小时高达450美元。尽管庭审需要大量费用，贺家还不知钱从哪里来，他们仍然决定聘请心理学专家出庭作证，发誓将尽最大努力，夺回贺梅!

　　亲子见面在精神科医生的办公室里进行。贺氏夫妇及其律师在屋子的一边，贝克夫妇则被安排在同一间房子的另一边。4岁半的贺梅坐在他们的中间。

　　罗秦见女儿的头发被染成黄色，两个耳垂被穿了孔，早已心痛难忍。但医生事先交待不准哭，她也怕吓着女儿，就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开始，贺梅跑到了贝克家一边，害羞地躲在贝克太太身后。约40分钟后，走过来与贺氏夫妇玩。医生让贝克夫妇出去后，贺氏夫妇拿出了贺梅从前的照片，贺梅认出了照片上的妈妈和爸爸，她亲切地叫贺绍强和罗秦“爸爸”、“妈妈”。罗秦听到这一声“妈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紧紧地搂着自己的亲生骨肉，泣不成声。

　　贺梅也哭了，她问：“你们不要我了，为什么不来看我？”他俩告诉女儿，很快就会把她接回家。

　　亲子鉴定终因血浓于水的亲情，否定了“小孩不认识亲生父母”的证据。认亲试验后，贝克要求不得在法庭上播放亲子见面的录像带。

　　华人社团支持贺家

　　由于媒体的传播，“贺梅抚养权案”引起了越来越多华人的关心。加拿大的湖南同乡会把声援贺家打官司当成该会的重要工作。家住菲蒙的电脑博士岳东晓则在网上写了大量支持贺家的文章。美国最著名的华人社团之一——“百人会”派出了华裔心理学专家，专程从加州来与贺家及其专家商量在法庭上的对策。一些华人从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加州等地打来电话，对贺家表示声援。世界各地的华人在网上发起签名运动，还致函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要求使馆干预此案。

　　孟菲斯市华人更是史无前例地总动员。7名华人发起成立了“援助基金会”，在精神和经济方面给贺家以支持，华人团体还发出了《救救贺梅》的呼吁书，联合成立了“关注贺梅案临时小组”，组织了100多人的行动队伍，计划统一服装、统一安排、统一行动，保证每次有30多人在法庭旁听。后勤补给队也作好了充分的送水、送饭等工作，准备打一场史无前例的声援战。

　　开庭前两天，贺绍强的律师接到移民法院来函，信中明确表示，无论贺梅案有无最终结果，他们都将于12月17日就贺绍强夫妇的移民身份作出判决。

　　信中没有指出将作何种判决，但贺绍强夫妇被驱逐的可能性极大。这意味着监护权案一旦败诉，贺家将永远失去在美国上诉的机会。

　　开庭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双方都使足了劲，表示要打赢这场官司。贝克家准备召集17个证人，发誓要决一死战。贝克特别向最高法院和移民法院提出尽快驱逐贺家出境的要求。

　　贺家准备召集9个证人，两位律师和专家每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憋足了劲儿准备打一场法庭大战。这桩官司成了田纳西州史无前例的法庭大决斗。谁胜谁负，引人关注。

　　9月29日，是贺梅监护权案的最后审判日。这日子对贺家来说是何等重要。贺绍强明白，贝克手上的牌已经出完了，他自己停留美国的时间也不多了，尽快使本案得到公正判决，是他们长久的期待。

　　坐上被告席，贺绍强有些兴奋，兴奋的是，终于等到最后的宣判；同时，他也深感不安，他拿不准法官会如何判案。他焦虑地一直盯着法官，他没有忘记律师对他说过的话：“就算你面对着巨人，也不要怕，用你的眼睛盯着他，巨人一定会后退。”

　　在历次力量悬殊的法庭较量中，这个只有1.65米高，没有合法身份的餐馆打工“博士”，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这双眼睛瞪着法官，他期待着法官能主持公道，把朝思暮想的女儿归还给他。

　　然而，开庭不久，法官却宣布：无限期推迟审判，理由是贺梅的律师琳达的丈夫被确诊患有癌症，要动手术，她需要照顾丈夫而不能出庭。

　　贺绍强律师希格立即反驳，他提交了5项反对推迟审判的动议。

　　而法官说：“我还没收到要求延期的请求呢。你的动议太早了。”之后，琳达出来说明情况，她表示，因为照顾病人，她本人没有做好出庭的准备，并且说明她在9月26日下午已经向法官在电话里提出了延期的请求。琳达的表白让法官极为难堪，显然他刚才是当庭撒谎，从中也暴露了另一个违法的事实——法官与原告律师单独商量延迟开庭。

　　审判无限期推迟，打乱了贺家的步骤：从外地赶来的一些重要证人因各自有工作，无法等待，审判重开之后，他们能否再来是个疑问。更为急迫的是，移民局允许贺家居留美国的时间一天天缩短，一旦被强行驱逐，贺家的官司将不战而败。

　　法庭无限期推迟开庭，引起社会舆论哗然，许多人质疑法官判案的公正性。

　　于是，一项投诉法官的想法“应运而生”，这个决定是一次大胆的冒险，因为在联邦司法中，初审法官对庭审程序安排有很大的决定权。而且，在田纳西州历史上，当事人将主审法官赶下台的情况，也只在20世纪50年代发生过一次，更何况是少数族裔弹劾法官。

　　来自湖南的律师李兆阳强调，贺家只有通过法律才能保护自己。在他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份给田纳西州法院纪律委员会的投诉信，信中依理依法列举了阿里斯得拉托斯法官违法的事实。

　　之后，法官阿里斯得拉托斯试图通过对贺家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施压，迫使贺家撤销投诉信，遭到贺绍强的谴责，贺绍强表示，用这种威吓的方式来妨碍司法是违法的。在11月14日贺梅监护案的听证会上，阿里斯得拉托斯法官宣布退出审理工作。他的退出，被认为是贺梅案的一个转机。田纳西州上诉法院法官钱德斯随后接手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