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临汾近郊新西村村民刘向阳从地里沮丧地拔出一株玉米苗说：“你看，这些苗子都弱的很，将来成了穗，也很小很小。”这几亩玉米，是刘在刚刚收获了冬小麦后种上的，麦子的产量很低，亩产比邻村少了将近一半：邻村一亩打七八百斤，这里一亩只能一亩打三四百斤。

　　刘向阳将收成差归因于附近“临汾河西电厂”和洗煤厂、煤气厂等厂矿产生的粉尘。

　　粉尘不仅影响了庄稼的收成，也影响着村民们的生活。许多村民表示，路过那些工厂的时候，“味道重的有时候都呼吸不上来”。村里得呼吸系统疾病的老人和孩子也很多。

　　事实上，河西电厂排放出来的粉尘，已经威胁到了位于其东十公里左右的古老城市--“尧帝故里”临汾城。在7月13日全国113个城市的环境“城考”中，临汾“荣登”环境最差排行榜首位。这里的空气综合污染指数达到了7.46，是空气质量最好的海口市的12倍。

　　争议“环保电厂”

　　正午时分，新西村的一群孩子们手里拿着馒头在小树林里玩耍，孩子们的手脸上落着黄尘，手里的馒头上则沾着黑尘，孩子们追逐着、打闹着，嚼着馒头。

　　在他们身后是两个宽数十米、高上百米的冷却塔，壮观地喷涌着水蒸气。塔旁是更高、更粗壮的烟囱，冒着淡黄的烟。河西电厂的五台发电机组，正在源源不断地将一种叫做“煤矸石”的材料，转化为清洁的电源。

　　煤矸石是洗煤之后剩下的含煤极少的石头，燃烧后粉尘极大，由于占地、污染地下水、排放烟尘等原因，煤矸石被称为“多功能污染物”。

　　“煤矸石发电，既清理了垃圾，还再造了能源。”韩必公说。韩是河西电厂厂长，7月24日下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韩一再声称自己的电厂是“环保电厂”，“我们有国务院支持政策这样的尚方宝剑，煤矸石发电厂还可以享受国家的税收减半政策”。

　　韩所说的国务院政策支持，实际上指的是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在那次调整中，为了节约能源，国务院开始允许煤矸石发电。河西电厂也正是趁着这一“东风”上马的。

　　对于利用煤矸石发电这一政策导向，山西省环保局副局长王景龙不以为然。“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有时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王曾在山西省环保局污染控制处一线工作过多年，被誉为当地的“老环保”。 他认为临汾市区的环境污染，最大的粉尘和二氧化硫，就来自这河西电厂。

　　去年，临汾大力整治了一次当地的炼焦和冶金行业，舆论普遍报道环境改善很大。有一天，王景龙陪着临汾市长爬上当地最高一座楼，看到整个市区还是烟尘弥漫，王当时语气坚定地说，“肯定还有一个大的污染源”。

　　王景龙实地调查下来，发现污染源头正是距离临汾市十公里远的河西电厂。

　　“这个火电厂用的燃料不是煤啊，是煤矸石”，王景龙说，1吨煤矸石可以产生66%的灰粉，相当于3吨煤的粉尘污染量。而河西电厂，每年要燃烧煤矸石40万吨，“即使每吨煤矸石经过除尘后只产生10%的粉尘，也有将近5千吨粉尘飘落在临汾市上空。”

　　临汾市环保局副局长杨兆丰拿出临汾市最新的工业污染统计数据，2002年，河西电厂共往临汾市区 放了2万多吨粉尘颗粒物、2600多吨二氧化硫，分别占到全市排放总量的50%和39%。而据最新的山西省环境质量公报表示，临汾环境空气污染仍属于以二氧化硫和颗粒物为主要污染物的煤烟型污染。

　　在王景龙看来，河西电厂在重污染产业规模上的扩张，抵消了当地环保工作多年的努力。

　　但韩必公对此予以否认，他说，厂里一直使用着花费高昂的电除尘器，除尘效果可以达到97%，虽然它们耗电极大，每台每天都有1千伏的耗电量。“而且煤矸石含硫量很低，事实上排硫很少”。

　　临汾市电力供电局副总经济师兼用电处处长戴晓洪和临汾市供电局副局长吕家柱也持同样的观点，“这个工厂是一条龙生产，将污染环境的煤矸石转化为电能，同时把排放的渣子和粉尘制成了水泥和砖瓦，对环境贡献很大。”

　　他们解释，临汾是全省最大的焦煤产地和炼焦基地，煤矸石是在炼焦之前的洗煤过程中产生的，因而对于煤矸石排放最大的临汾来说，矸石发电，意义格外大。

　　现在，河西电厂正迎来自己的黄金发展期，一组十万千瓦的新发电机就要上马，高达180米的烟囱，已经完成了80米，高入云端，虽然这“云”，其实只是低空缭绕的烟尘而已。

　　对于扩建，河西电厂的冯董事长信心百倍，不过，他也坦承，“厂里还没有脱硫设施”，他打算今年花3000万上马脱硫设备。

　　至于没有脱硫设施的电厂项目为什么会上马，王景龙表示不知情，电厂在山西省环保局建设审批时，自己并没有参与，也不知为什么能通过。

　　“电荒”催生污染项目？

　　身为产煤大市的临汾，却严重缺电。

　　临汾全市电力需求为120万千瓦，但现在的电力供应只有60万千瓦左右，最低时甚至只有50万千瓦 。

　　7月22日入夜时，临汾只有少数闹市区保持着灯火辉煌，其他地方，则熄掉了大量的灯光，明灭的灯火中，在外纳凉的人群互相聊着天，人影模糊。城市正中的临汾标志--唐代鼓楼，也关掉了所有的景光灯。

　　实际上，临汾的“电荒”从2002年12月就开始了，后来愈演愈烈，到2003年，已经不能保证居民用电，路灯、广告灯更是能关就关。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临汾的工业用电一般不能错峰让电。因为临汾工业以炼焦、冶金等为主，而这些行业对电力供应的连续性要求很高，比如炼焦的机焦炉的埋火时间最长不能超过7天，也就是说基本不能断电。而该市冶金工业的要求是30年不能停电灭火，一旦灭火，冶炼炉就要彻底报废。

　　“对于这些工厂，即使搞错峰、避峰等让电措施也很难。尤其是化工行业，停电要出大事故。”临汾市供电局副局长吕家柱这样陈述临汾的用电难题。

　　电，在临汾有着不容置疑的优先地位。而为了解决“电荒”难题，临汾市政府更是想尽了一切办法。

　　临汾市政府今年3月发布的《切实做好今年计划用电的实施意见》的红头文件中，明确规定，要尽快培育一批高炉煤气、焦炉煤气以及煤矸石等资源综合利用的小型发电机组，使之尽快投产见效。

　　“要突出一个快字，凡上半年能投产的，不能等下半年，能年底投产的，不能等明年。总之不能等不能拖。……凡年底不能投产的，将一律不得享受优惠政策”。

　　更耐人寻味的是，文件中清楚地写道：“对小机组的发电项目，全市初步意见是，今年积极鼓励，明年严格限制”。

　　这种今年大干快上，明年再还债的匆忙上马的方法，是否考虑到了发电对环境的影响呢？7月23日，记者致电主管电厂项目审批的临汾市经贸委，对方谢绝了采访。

　　在“电荒”和市政府红头文件的鼓励下，河西电厂十万千瓦扩建项目乘势而上。

　　尽管临汾市环保局副局长杨兆丰对河西电厂扩建项目不看好，“我们环保部门一直不给他批”，但投资方对自己的项目非常乐观，扩建项目施工昼夜兼程。

　　“能源污染”的临汾模式

　　一个河西电厂，不可能是临汾空气污染的全部原因。临汾的“能源产业”才是临汾结构性污染的症结，而电厂排污只是这个“能源带来污染”模式的标签。

　　“临汾的环境污染，基本是由于能源提炼和供应引起的。事实上，整个山西省的污染，都来自煤、焦、电等能源提炼的过程中，这种污染模式，可以称之为'能源污染'，送走的是清洁能源，留下的是污染和垃圾。”山西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总结道。

　　没有人能说清楚临汾究竟有多少煤矿。近几年来，由于焦炭价格一路上扬，许多当地人采取多种方式冶炼焦炭，一时间各种土焦炉一轰而上，有人甚至在自家院里挖个土炕炼焦炭。每到冬季，整个临汾市上空烟雾迷漫，难见阳光。以至于临汾市政府曾下大决心对此进行专项治理。

　　而临汾污染，其实就是整个山西污染的微缩版。

　　王景龙说，临汾也罢，山西也罢，其污染到了今日这样糟糕的地步，都不是单一因素起作用，“我觉得全国的环保系统，甚至包括国家环保总局，都还停留在对生活污染、工业污染进行整治等就事论事的层面上，缺乏对深层次产业因素等的考虑”。

　　煤炭、焦炭、钢铁、电力，都是我国工业快速前行过程中一日不可缺的血液和养料，但它们的提炼，都伴随着严重的污染。临汾乃至山西，为了自身和全国的能源供应，承担了这种后果。

　　山西的焦炭产量，2003年达到了9000万吨，而当年全国产量仅1.9亿吨。山西的煤炭开采量现为每年4亿吨，占全国煤炭市场的70%左右。冶金、建材、水泥、生铁的生产，则在山西总工业的比重上占了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山西省计委经济研究所一位专家表示：“在改革开放初期，山西的煤焦电铁所占比例并不很大，相反，倒是轻工、机械、电子等门类齐全，在全国的地位很突出，东方红卫星上使用的第一套电子设备就是山西产的。但是国家的宏观调控，让山西牺牲极大，甚至到了痛失一代发展机遇的地步，环境的恶化，也自彼时起”。

　　临汾从“六五”期间开始，受命成为能源重化工建设基地，国家和省内的配套建设资金一起往“煤产业”上拥，与煤相关的焦炭、冶金、发电等行业跳跃式发展。而知情人士说，山西本世纪新上马的大型机焦炉，至今没有一个企业做到污水、废气全面达标排放。 早报特派记者 王进

　　相关专题：我国部分省市供电告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