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界点也就是1929年美国所经历的那个危机点。打一个不尽恰当的比方：走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欧美国家，走不过这个临界点就是今天的拉美国家。

　　可以看到拉美国家与欧美国家最大的区别是: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实现了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而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却是造成了近一半人口的贫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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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临界点前的一段时间，工业效益一般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其解释是———由于产业内部结构和物流信息的整合，使得产品结构链顺利衔接、供求关系低成本化、技术和工艺逐渐提高，导致了效益增加。表现到微观经济中就是为了追求效率逐渐地剥离人员，导致大量的失业人口产生。而失业率的增加是贫富差距的直接原因，这就是资本内涵式增长造成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根源。经济的发展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被排挤出了经济发展受益者的行列。

　　在一定的市场容量条件下，贫富差距的扩大意味着产品的出路就没有了，这就是马克思描述的经济危机。自由主义者将经济学局限于经济活动的范围，而忽略了经济发展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拒绝人为理性的干预，任由资本自身趋利的结果就是高效率的两极分化而造成大量的社会问题。

　　幸运的是美国有了罗斯福新政。新政中最著名也是最有效果的一项政策就是“救济”。

　　欧洲各国跨过这个临界点并没有表现出像罗斯福新政这样明显的形式，但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帮助欧洲各国以渐进的方式跨过了这个关口。例如用法律的方式维护劳工权益、增加社会保障和福利等。在这个问题面前纯粹的经济学手段往往是无效的，只能用政治性的手段来表达社会公平，所以说这个问题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

　　理解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这个临界点，就容易理解中国的经济问题。看看今天中国的失业率与拉美多么相近，看看贫困人口的数量以及收入和拉美国家多么相像。再与美国1929年的经济及社会问题相比有许多地方竟然出奇相近。比如农业收入占GDP的比重及农民人均收入占社会平均收入的比重几乎相等。再比如失业率和道德问题成为社会严重关注的问题。从这些特征上看，这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临界点的信号。

　　显然，避免拉美化的根本性的方法就是建立实体强壮的国家工业体系，将更多的人容纳到经济活动中来，这就需要尽快地完成投资体制的改造，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新一届政府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采取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为，十六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值得纪念的一次转折。科学发展观死死咬住“以人为本”这条底线，就是一个成功规避中国走进拉美化陷阱的政治策略。

　　在今天还应该理解，拉美化的另一层含义是由于强调了融入世界经济环境，使得国内的技术、资金、管理较先进的那一部分企业融入了世界，而另一部分彻底被抛弃。资金围着少数人转成为一个不公平分配的堡垒，上流社会成功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像一个甩掉车厢的火车头，而50%%的人们却沉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今天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意义已经不是纯粹货币的问题，而是富人经济与国际接轨传导进来的生活方式贵族化、商品价格的世界化所致，这是一个更加深层次的经济困境。闫平义（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