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鄢烈山
笔者认真阅读了这几日媒体关于银川市出租车停运风波的报道，脑子里反复出现的两个关键词是“刁民”与“新时代”。笔者从这个事件的进展中，看到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令人欣慰的进步。
不打自招，正如本文标题所呈现的，笔者是站在官员的角度来思考和提出问题的，但“刁民”一词却是借用成都市新都区区委书记李仲彬所赋予它的涵义，李仲彬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刁官’，哪来‘刁民’？刁民都是被刁官逼出来的！是由于我们为官者的工作不到位……”(《阿望东方周刊》2004年第30期)用原则性更强的话来阐释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干部在责怪群众之前，首先应该问问自己的决策和工作方法是否符合群众的利益，“群众满意不满意”？事实上，银川的出租车司机们若不是切身利益严重受损，被逼急了，是不会如此齐心合力闹停运的。
本文所谓的“新时代”，主要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老百姓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有产者”，有了需要保护的个人利益和家庭财产，《宪法》新增加的保护私人合法财产的条款便因此应运而生。与此相应的，公民的权利意识空前高涨，他们理所当然地要用尽浑身解数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与这种维权相伴生的，是公民的法制意识与民主意识也日益强烈，民众对财产权利、社会权利及民主法制的诉求，即民权意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我们的官员必须认识到，这个鲜明的时代特点必然使我们的社会以及相应的行政管理发生巨大的变化，当然和计划经济时代迥然有别。
以银川出租车行业来说，已经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公司、国家的车、国家的职工，一切听从组织安排，这些司机多是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和别无生计者，好不容易东挪西借近20万元巨款购车办营运执照，指靠它养家糊口，岂能甘心让你说停就停、说报废就报废？又岂是你用“为大银川建设作出贡献”的几句大话能做通“思想工作”的？我们的官员必须真切地认识到“群众利益无小事”；必须放弃“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铁腕”，改强迫命令为民主决策，不管愿意不愿意也要走“调研、听证、公示”等一系列程序。
依法行政(包括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等)才能服众；否则，便不得不放低身份公开认错。嘉禾拆迁事件是这样，银川出租车风波亦复如此。这种行政管理民主化的要求是我们这个民权意识高涨的新时代的大趋势。对于有几千年“官贵民贱”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这个趋势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吗？
本文所谓“新时代”的另一层意思是，如今是一个高科技时代、信息时代、电子时代。新的信息流通手段必将大大促进社会管理的公开化、民主化，就像当年印刷术的出现曾引发了欧洲的宗教改革，而广播、电视的出现极大地“加热”了发达国家选民的参政议政热情一样。
在我国，一些地方官员想封锁“负面”新闻，当地老百姓一个电话打到了中央电视台，便有了《焦点访谈》记者的“偷拍”；去年以来，“刘涌案”、“宝马撞人案”“黄静案”等热点新闻都是借助互联网这个新兴媒介形成的。
在银川出租车风波中，笔者注意到《兰州晨报》的报道：7月29日，出租车司机派代表到市政府上访后，“出租车司机聚集的地方突然出现了许多带着警犬的警察，有百余市民被警察带走。”可是7月30日6800多辆出租车仍然停运了——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了组织者、领头人，切身利益受损的司机们仍然会联合行动。他们靠什么“串连”？不用多说你就可以猜到：电话、手机、短信。可见，只要利益受损的人们齐了心、铁了心要维权，有关部门再用“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的老办法，是无法奏效的。因为你根本找不到谁是“王”，谁是“出头鸟”。银川市政府的同志是明智的，很快悟到了这一点，先是暂缓执行新规定，随后又干脆宣布不再执行，并改派工作组下去调研、对话、消解矛盾。
从银川的这场风波，我们的政府官员们可以悟到什么呢？依法行政、民主决策、政务公开……不用饶舌了，让本文以一句古话作结：识时务者为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