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低薪高热” 低薪如何揽住人心？(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07日14:30 新华网

　　现在距一年一度的司法资格考试仅有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号称全国最大规模的资格考试，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法律行业的热衷者。在他们眼中，7％的通过率在未来高薪的诱惑下并不可怕。有资料显示，在通过者中有70％进入了法律服务业，即当上了律师，还有20％在公司里谋职，只有相当可怜的比例进入了法院。这个事实不免令中国司法界颇为尴尬。人们开始对法官的整体素质产生了怀疑。

　　然而事实并不像记者所想象的那样，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只是因为法院的录取比例过低，法官的竞争难度丝毫不亚于

律师。

　　法官律师收入反差——大

　　法官的“低薪”是相对于业内人士的心理预期而言的。直到今年上半年，法官的收入仍处于偏低水平。进入下半年，北京市对公务员的工资进行调整，工资收入完全透明化。长期以来，法院遵循的依然是公务员体制，以行政级别领取相对应的工资，因此，不同级别的法官收入出现了一定变化。

　　一位法院内部人员透露给记者，受影响最大的是级别比较低的法官，以前的奖金全部取消，总体收入锐减，“只相当于以前的一半多。”

　　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例，院长是大法官，属正局级，与其他局级领导领取相同的工资，各审判厅（和议厅）的厅长属于正处级，新来的毕业生在三个月转正之后，属于副科级，领取的工资差不多2000元左右。

　　相形之下，就与律师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按照律师的成长规律，律师界也同样可以划分成这三个层次。一个法学院的毕业生刚刚进入律师事务所，只能拿到700元左右，在少数大型律师事务所可以拿到1000元出头，明显低于刚毕业进入法院的同龄人，而且，事务所不提供宿舍，单租房一项就让这些“准律师”们吃不消。但在第二个层次，成为独立办案的律师之后，年薪至少可以达到10万元以上，上不封顶，往往按照标的物的百分比收取律师费（比如20万元以下，收取5％，20万元到50万元收取4％，50万元到100万元收取3％……1000万元以上收取0．5％，依次递减。），此时的律师收入开始大幅度高于同龄法官（大约30岁左右）。

　　最后一个层次就是律师升级为事务所的合伙人。中国从1993年开始在法律服务业实行合伙人制度。律师从业多年之后，拥有足够的经验与业源关系，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升级为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一旦跃升到这个层次，其收入就更加可观，100万以上的年薪司空见惯。

　　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法官分首席大法官、大法官（两级）、高级法官（四级）、法官（五级）四等，共有12级。值得注意的是，最高级的首席大法官与最低级的法官收入比较，相差也只在万元左右。而顶级律师与新律师的差别却在百万以上。

　　愿当法官者——多

　　与律师相比，法官拿到的绝对是低薪，但其热度比律师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记者调查，今年北京市整个司法系统一共招收了80位后备法官，目前他们正在怀柔雁栖湖畔的法官培训学院进修，本月10日开始正式上岗。

　　其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共录取10人，据当事人讲，这是从两千多份投递的简历中筛选出来的，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言谈之间，他流露出难以掩饰的自豪。

　　小李今年从北京工商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被“一中院”录取，为此，他毅然决然地“拒了”几个国家部委和数家外企。

　　据2001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的刘宁回忆，当时全班40多位同学，能进入区级法院的凤毛麟角，更别说进入市级法院。“研究生能进法院的都特别少。”他在“特别”二字上加足了语气。

　　记者联系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几位毕业生，其中大部分更加倾向于法院。“我们班今年每个人都发了几十份简历，其中至少有五六份是给法院发的，几乎人人如此。”应届生小于告诉记者，“能够被法院录用的都是幸运儿。”他目前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没去法院是因为……人家没要我。”他坦率地跟记者说。

　　每年各大法学院共有10万左右的毕业生出炉，而最终进入法院、检察院的非常有限，大部分进入了各个律师事务所。1998年，北京市的律师共3000多人，进入2004年，在北京市司法局注册的律师共计8000多人，年增长率达20％以上。而法院是死编制，每年的名额是有限的。

　　法官转做律师者——少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的杨安进律师感慨地说：“极少听说某个法官转行做律师。”

　　10多年前，杨安进从人大法学院毕业，到如今，回想当年进入司法界的同学，竟没有一人转行做律师。“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为什么低薪仍然可以揽住人心呢？

　　杨安进认为，律师的“总体收入”高于法官，但同时，在“总体风险”方面，律师也远高于法官，与之相对应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

　　选择律师就等于放弃了被提拔的机会，放弃了利用公共产品的机会，放弃了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同时，律师的开支相当庞大，收入与支出相抵之后的净收益恐怕也不是很高，因此，从“性价比”的角度考虑，律师还弱于法官。

　　在一位律师的提醒下，记者查阅了《律师法》，其中第三十六条规定：“曾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两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

　　这恐怕也是法官不愿意转行做律师的重要理由，辞职之后，两年之内怎么生活呢？

　　律师转做法官——难

　　“法院的进入壁垒相当高。”杨安进表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说过律师能够转行做法官的。”而这在国外已经形成了惯例。

　　几年前，经济法专家、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曹建民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已经被视为破天荒的大事，这一任命轰动一时。“体制外的专业人士终于进入了体制内。”其标志意义被业内普遍认可。

　　记者又拨通了海瀛律师事务所周晓律师的电话，他回忆说，2001年，最高法院在全国范围内招法官，可只有两个人最终当选，一位是在国家工商总局任职的孔祥俊博士（毕竟还是政府体系之内的），另一位是周晓的同事。周晓的这位同事“当时她已经将近四十岁的年纪，做律师非常成功，但进了法院仍然要从书记员做起……”听起来有些可笑，但这是国家的制度，任何人都必须按照正常的制度走上来，从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再到审判长。

　　今年6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公开表示，应该倡导刚毕业的法律专业大学生先去做律师再做法官，提倡经验丰富的律师来做法官。“恐怕这只流于提倡。”杨安进苦笑着。

　　40到50岁的律师，其办案经验和阅历都相当丰富，而且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实力，所谓的“什么都不怕”。“与其‘高薪养廉’，为什么不利用成熟律师已有的高薪呢？”

　　杨安进的态度在律师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律师们在考虑自己40岁以后的职业生涯，法官是他们的理想归宿。“正如有商人积累到一定财富之后，就想从政一样，律师工作到一定年限之后，就想进入法官序列。”成功律师想实现自己的抱负，那时，薪水已经不是首要的决定因素。但在中国，至今尚未建立完善的律师“转业”体制。（李海）

　　事件观察

　　法学教授·律师·法官

　　题目中的三者关系是微妙的，人们习惯于将三者进行比较。记者在此次采访过程中，也未能免俗，对每一位被采访对象都问了同样的问题，因此得到了如下一个排名。

　　如果按照收入来排序，应该是律师、法学教授、法官（法学教授的额外收入包括讲课费、兼职律师费）；如果按照风险和成本来排序，应该是律师、法学教授、法官；如果按照稳定性来排序，应该是法学教授、法官、律师；如果按照社会地位来排序，应该是法学教授、法官、律师；如果按权力排序，应该是法官、法学教授、律师。

　　作为一个理性的社会人，在这三者之中，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然而，留给人们选择的余地恐怕并不很大，这就涉及到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排序——进入门槛。

　　毫无疑问，三者的进入门槛都相当高，但相比之下，最高的是法官、其次是法学教授，最后是律师。

　　在中国，法官可以选择去做律师和法学教授，而且得心应手，而后两者很难披上神圣的法官袍，尤其是律师。因此，法官仍然是法学院毕业生们的首选。

　　法官的薪水谁来付？

　　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至今仍然是“司法独立”的争论焦点。

　　目前，法院的办公费用和法官的薪水全部由财政划拨，市级法院由北京市财政局划拨，区级法院由区级财政负担。

　　在理论上，这是不合理的，立法、司法、行政彼此之间相互独立，当司法机关在财政上依附于行政机关的时候，司法独立就会受到挑战。

　　业内人士建议，虽然法院开支仍取于税收，但不再由财政划拨，而是设立专门的委员会直接管理划拨，并受人大监督。（来源：北京现代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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