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岭

　　据《宁夏日报》等当地媒体报道，7月29日以来，“因部分出租汽车经营者和营运者对市政府制定的《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使用管理办法》和《银川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更新管理规定》有些误解，出现了群体性上访，一些不法分子借机滋事，影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在银川市政府宣布停止执行这两个规定之后，目前，银川市的出租车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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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恢复运营”。

　　笔者注意到，当地媒体报道了政府为解决问题所做的种种努力，也报道了政协人大对此事件的态度，以及有关方面对出租车司机们的希望，等等，这些报道在“基本恢复运营”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笔者也注意到，在所有这些报道中，基本上没有出租车司机的声音。这次事件是由出租车司机对政府的两个关于出租车管理的规定“有些误解”而引发的，但出租车司机们到底有哪些“误解”，他们上访及罢运的具体利益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些诉求和政府的社会治理目标、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等等，在这些报道中基本上没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出租车司机的声音在当地公共媒体上的缺席，这种信息传播的失衡，其实不利于化解矛盾，不利于从根本上维护当地的社会稳定。

　　从更加建设性的角度看，如果媒体能更侧重于从新闻规律出发，使来自矛盾各方的信息能够通过公共媒体均衡地互相传递，既有利于化解矛盾，也能帮助政府更加从容地应对这一事件，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首先，包括出租车司机们在内的各种利益诉求得到充分表达，这是矛盾各方互动交流，增进理解，进而达成和解的基本条件。如果在罢运之前出租车司机们上访的时候，他们能通过公共媒体表达自己的诉求，引起管理部门的注意，同时，如果媒体向出租车司机传递政府对出租业的管理设想，司机们还会因为“有些误解”而罢运吗？事实证明，越是矛盾互相交锋的时候，社会的各个层面，越需要更加广泛和深入的交流，也就越需要一个更加宽阔的对话平台，实现更加高效率的对话。这是化解矛盾成本最低的途径。人们注意到，出租车司机罢运之后，市政府的领导出面和司机代表进行对话，以图尽快化解矛盾。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对话平台，但这种对话方式，却是在付出了较高的社会成本之后。

　　其次，从媒体自身来说，维护信息流动的均衡，应该成为媒体的自觉追求，这是媒体对社会的基本责任。在这一次事件中，宁夏的媒体在化解出租业的“局部的行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中，已经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市场经济社会，是各种各样的利益主体越来越明晰的社会，是一个利益主体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清晰的社会，是一个社会利益取向越来越多元的社会，也是一个社会结构越来越立体化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对公共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职业要求，要求媒体必须客观准确及时无误的传递来自社会各个层面的信息，为公众搭建一个对话的开放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任何矛盾都可以成为公众参与的话题。否则，矛盾将会越积越多。

　　银川出租车司机的罢运事件提醒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媒体在面对社会矛盾时的应对策略。在中国社会的生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新的情况，用新的手段应对社会危机。（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