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频道记者 刘军8月8日报道：黄山鳌鱼峰，海拔1780米，两侧万丈深渊，时有云雾升腾，是登天都峰最险、近似垂直的狭长山道。那是1979年7月12日上午10时许，在邓小平同志登鳌鱼峰途中，一位名叫王晓望的年轻姑娘追了过来，四处打听，见到了邓小平一行。她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暑假期间，她与其他三名同学结伴前来黄山旅游。她们能在此见到邓小平，高兴不已。时隔25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对这次幸运的奇遇，她们仍很得意，至今历历在目。
“你们现在就可以当记者”
王晓望对记者说：那一天，我与陶维佳、刘晓虹、陈静溪三个同学结伴游黄山，到黄山的当天，我们几个被黄山的景致深深吸引，忙着四处拍照。正当我们在桃花溪一带流连时，看到邓副主席正在百步云梯下津津有味地欣赏摩崖石刻。我便跑到他老人家面前说：“我们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8届学生，我们来黄山旅游，听说您也来了，真是太高兴了，我们非常想见见您。”顿时，随行人员响起一片笑声，他老人家也笑了。有人还风趣地说：“你们现在就可以当记者了。”望着老人家那慈祥的笑容，同学们感到说不出的高兴！我对小平同志说：“看到您这么大岁数还能够亲自登山，知道您身体很健康，我们高兴极啦！”当时我们提出要与小平同志合影留念，老人家颔首同意。随行人员问以什么为背景拍照，小平同志环顾一下四周的景致，说：“就以百步云梯为背景吧。”随后，我们三个女学生（同行的男生陈静溪给大家看行李未能参加）像孙女偎在爷爷身边那样，幸福地与小平照了相，并不知足地又问他老人家能不能给我们签名留念。他老人家随和地伸出手，接过我们三人递上的学生证，签下了“邓小平”三个字，留下了他的伟名。这时，围观的游客们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分享我们的幸运。我们在百步云梯下恋恋不舍地与小平道别，内心充满了幸福与激动。
“恢复高考制度使几代人受益”
“没有邓小平同志再次出山，提出恢复高考制度，哪有我们年轻人上大学的机会”。这四位大学生如此热切地渴望见到邓小平同志，除了对他老人家的人格魅力敬佩外，认为自己都是恢复高考制度的受益者。1978年，邓小平同志以伟大的战略家的眼光，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果断地恢复高考制度。王晓望说：“我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从中学毕业直接上大学的，其他两个同学是老三届的，他们能上大学非常不容易，所以非常感激邓小平，非常想见见他老家。”十年动乱期间，刘晓虹中学毕业后在街道工厂做了三年工人，想不到邓小平同志提出恢复高考制度，犹如地平线上出现一道璀璨的曙光，给年轻一代带来了机遇和希望。她说，记得1978年是恢复高考第一年，仅上海市就有二十多万考生踊跃报名，而实际录取新生只有11000多名，差不多20名录取一个。刘晓虹坦率地说：“如果失去当年上大学机会，如今恐怕也是一名下岗工人。因此，恢复高考制度，是我人生转变的契机。从长远看，恢复高考制度不仅是我们几个人得益，而且使几代人受益，培养了一大批四化建设的人力资源和领军人才。”
“铭记长者对下辈的关心和期望”如今，她们将当年与小平同志一起合影的照片和签名的学生证一一珍藏着。陶维佳198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在《解放日报》当记者，1992年赴日本加盟一家华人报纸，现在日本一家贸易公司工作。她说：“我们虽然先后三次搬家，但小平合影的照片和签名的学生证至今保留着。因为这是我人生征途中难以忘却的一件事，当时邓小平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能够与我们年轻学生一起合影，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小平同志平易近人的胸怀，还激励我们时刻铭记长者对下辈的关心和期望！”刘晓虹除特意将照片放大到24寸，一张挂在自己家里，一张挂在父母家里。她津津乐道：“与伟人邓小平合影的照片，高高悬挂在客厅内，整个房间可谓‘蓬荜增辉’”。不久前，一位美国朋友登门，目睹这张珍贵的照片感叹：“真是人生难得的奇遇！”颇有意味的是，三位当年复旦新闻系学生，如今都不在当记者。刘晓虹198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赴美国犹他大学攻读国际经济法硕士学位，后来在美国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当律师，主要从事国际投资、贸易、仲裁等方面的法律咨询和服务，经常往返中国与欧美一些国家，被人们称之为“空中飞人”。王晓望则担任北京市飞利浦电子产品服务有限公司经理。毕业后她曾在《人民铁道报》当了10年记者，1992年“下海”，与其他两位青年办起了这家民营商务公司。目前，北京市飞利浦电子产品服务有限公司已初具规模，在上海、天津、长春、哈尔滨等城市设有分公司，专门销售飞利浦电子产品。她说：“正是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深入人心，激励我们年轻人寻找工位岗位可以多元化，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空间。从这一点说，我们这一代青年既是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更是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