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宏观调控及其能否顺利软着陆，一直吸引着国内外舆论的眼球。而7月25日中国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又为舆论的关注点增添了新的“刺激”因素。

　　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国为抑制投资过热而进行的宏观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果后，中国领导层的注意力开始更多地转向推进深层次改革。分析人士则指出，中国在宏观调控的同时又启动投资体制改革，这是针对投资过热采取的标本兼治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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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是改善调控惟一出路

　　今年以来，中央政府针对一些行业、部门和地区的经济过热现象及违法违规问题，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调控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同时也受到了一些非议甚至或明或暗的抵触。

　　宏观调控加强容易改善难，是因为一些改革走走停停、甚至严重滞后的结果。所谓投资过热，实际上是投资领域市场化改革的不到位，特别是企业的投资决策权没有完全落实，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不够，宏观调控和监管的有效性不高。如此等等，均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

　　改革是化解国家风险基本方略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一直存在着如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政府赤膊上阵“抓经济”，热衷于搞投资、上项目，甚至于严重脱离实际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而急需的基础设施、公共秩序、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服务不到位；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门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小集团和个人利益，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对抗中央，进行利益“博弈”，有的甚至与一些不法商人结成利益共同体，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这两方面的问题，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变换，最终集中于一点，就是收益留给了地方甚至个人，而风险代价则集中于国家和中央政府，最后则归结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成本。

　　改革是协调利益矛盾有效途径

　　目前一些深层次问题难凭调控彻底解决，就在于相关的改革不到位、不彻底。如关于耕地保护问题的争论，从理论上看好像是一个微观上的比较效益和宏观上的粮食安全问题，但实质上是不同地方利益主体如何对待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地方责任与中央权威的问题。

　　解决的有效途径仍然在于彻底改革产粮区与购粮区、农业大省与工业强省、东部与中西部、工业与农业的利益分配体制问题。因此，实行世界上最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急需加快粮食生产体制、农业转移支付体制以及土地管理体制的深度改革。改革是重塑政府形象、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保障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所出现的种种严峻问题，说到底，主要是政府自身改革不到位的结果。因此，急需政府在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城市规划、质量监督、金融监管、工商管理、安全生产监管等所有领域的深入改革。

　　当前，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银行改革，是急需重点推进的两个领域。前者可以扼制政府性的经济冲动，后者可以扼住非市场化的低效益的资金支持。一方面管住“官”，另一方面管住“钱”，乱投资、滥建设现象就会大大减少，长期存在的所谓政府主导、计划管理、行政干预的增长方式，及其所带来的“投资过热—通货膨胀—治理整顿”的恶性循环，就有可能打破，宏观经济就可能真正走上健康、持续的发展道路。（据《瞭望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