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9日电（记者周雷王帆）52岁的幼儿园看门人，手拿菜刀追砍孩子，其中最大的6岁半，最小的仅2岁。8月4日，发生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幼儿园的惨案受到正在此间举行的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众多专家的关注。有些专家建言应该对人群中潜在的心理“高危人群”进行监控，并设立专门机构对这类人群进行评估。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张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针对高危人群的监控是一个系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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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该出台相关政策，然后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建立一个“心理预防系统”。

　　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徐和平，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1999年曾在北京安定医院接受治疗。

　　专家认为，幼儿园血案凸显的诸多问题亟待解决：中小学安全保卫用人制度的漏洞、医疗机构的后续服务和跟踪机制不完善等。

　　张侃说，除了外部监控，社区和学校应该经常组织讲座向大众传播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人们应重树观念：一个人心理问诊并不代表有‘病’，只是说明需要心理帮助。大众应将心理问诊‘日常化’，及时排除心理隐患。”

　　心理学研究认为，心理障碍以及更为严重的精神疾患往往存在深刻的社会和家庭背景。以大学生用硫酸泼熊为例，张侃说，“除了自身极端化和偏执以外，单亲家庭背景、母亲的暴虐、父亲的离弃都是悲剧背后的原因。”

　　然而，“监控”并不容易。失常行为虽然可以预测，但“精神病”的界定存在太多不确定性。

　　与会的德国心理学家赫尔姆特·巴兹专门负责为军队招募新兵。他说：“针对精神失常人群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错误几率极高。因此在德国，人们在将所谓的精神病患者隔离这一点上是非常谨慎的。”

　　即使谨慎意味着危险，有时也别无选择。“根据德国法律，只有‘病人’对自己和社会同时构成危害时才能被隔离起来。”巴兹说。

　　精神病院和恢复机构在巴兹看来是把双刃剑。他说：“虽然这些机构为病人康复而设，但在现实中往往加重他们的病情，从这些机构中出来的‘治愈者’有时更危险。”

　　精神病院往往使用镇静剂以及其他强制手段治疗病人，使得病情没有好转反而加重，“这就好象美国电影《飞越疯人院》所描写的那样，精神病院的医生反而成了病人。”他说。

　　两位专家均认为：守望“精神病”患者，远远不是医学和心理学能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