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官员问责”制给中国4000多万名各级干部的仕途平添了风险，使为官变成了一种高风险职业。这也就要求各级政府官员必须从以往的“我当多大官就有多大权”转到“我当多大官就有多大责任”的“官念”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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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纪律处分条例》为标志，由“权力问责”为主转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态势已基本形成。从近期对重庆开县井喷、北京密云踩踏、吉林火灾、阜阳劣质奶粉等事件的责任追究中，可以明确看出，“官员问责”开始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

　　但是，实际操作中的“官员问责”制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为主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过渡。存在着以下的一些主要问题：

　　一是权责不清，导致问责不明。拥有清晰的权、责、利是问责的前提。在权责过多集中于政府，政府权责过多集中于一把手的实际情况下，单就某一个官员而言，在“问责”中，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责任，现在还是粗线条的。同样，该问哪个官员的责？党政之间、不同层级之间、正副职之间的责任如何确定，还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责、权、利不清晰，责任人不清，问责的效果难免打折扣。

　　二是责问主体缺位，导致问责不公或问责不实。问责主体即由谁来问责。政府官员经过授权拥有公共权力，责任对象是人民群众，“官员问责”的主体应是人民群众。但是，具体到每一个官员的问责上，需要有对其有权问责的部门来问责，如，党组织问其党员干部的责，政府问其有权处分的官员的责，人大问其任免的官员的责。但就目前看来，“官员问责”还是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这就难保问责结果的公正性，而且容易出现问责“白条”的情况。

　　三是“问何种责任”的问题没有落实，出现行政责任追究代替法律追究的现象。对官员的问责，实际上有三个互相关联但又较为独立的方面，即行政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出于淡化事件影响的考虑，对责任官员有所偏袒，只注重于追究责任官员的行政责任，回避追究官员的法律责任，而一些地方的司法部门也没能积极跟进。

　　四是问责的范围太窄，起不到预防效果。就目前情况看，“引咎辞职”“责令辞职”还仅仅限于重大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至今尚未纳入问责范畴。如，重点工程“豆腐渣”、行政违法泛滥成灾等，其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重大损失与恶劣影响，并不亚于突发的重大事故。据《时事报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