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楠:他是从来不跟我们讲自己的地位、自己的什么东西的,就是跟一般的老百姓一样,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平常在家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穿得都很朴素,穿的衣服都是打补丁的。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多,经济也不是太宽裕。所以我们都是穿上面的孩子的旧衣服。有时候衣服破了,就打个补丁,然后再接着穿。我们觉得我们跟一般的人一样。在我们这个家庭,从来就不谈贵贱或家庭的地位,所以当时我们小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跟普通家庭的人是一样的。妈妈也从来不告诉我们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有多大的官儿。我记得1952年他调到北京工作,在重庆到北京的飞机上,我就问他(那时候我们都很小,我才7岁),在四川的时候(那时候他在西南军区),人家叫你首长,那到了北京以后是什么呀?他就跟我们讲,到了北京以后是“脚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北京来做什么工作。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是上八一小学。八一小学的学生全都是军队的干部子弟,他们的父亲都有军衔。所以每当大家提到你父亲是什么衔、他的父亲是什么衔,我们就都不敢说话了。我们也不知道父亲是什么衔,因为他根本没有军衔。我一看人家在的时候就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们老是觉得在那个学校里,我们的父亲大概官是最小的了。
(未完待续)
(本书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