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西藏频道拉萨8月10日电(记者张爱林 拉巴次仁)在近日拉萨召开的西南六省区市七方经济发展协调会上，与会专家认为，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目前西南地区发展明显滞后，而思想守旧、城市化改造缓慢等则是影响经济整体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从历史看，西南六省区市七方(广西、重庆、四川、云南、西藏、贵州、成都)已实施协作20年。但20年来西南地区间的合作零星分散，规模化合作在近几年方形成。如，广西
与贵州直到去年才就合作建设贵州兴义电厂和新上年产10万吨以上的电解铝项目达成协议；2004年2月，重庆和四川两省市就建设长江中上游经济带共同签署了《关于川渝经济领域合作共谋长江上游经济区发展的框架协议》；而在旅游方面，西南地区虽然旅游资源很丰富，但基本上是各自经营，川滇藏“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规划三年前就已提出，三省区已经召开了两届协调会，然而均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
目前，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总体存在着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工业化程度低，企业总体竞争力不强，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低，投资软硬环境均有待改善等诸多问题。加上历史欠账较多，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脆弱，农村贫困人口较多，老百姓奔小康的任务艰巨。
专家分析，事实上，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西南地区曾面临过多次有利的发展机会。如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农业生产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呈现出持续全面高涨的局面，而四川等地曾是在农村“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改革中走在前列的地区之一；80年代中后期，我国区域战略调整与发展的重点之一是在“军转民”等形式下对存量资产的改造与挖潜，而当时我国较为先进的工业生产能力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的“军工”与“三线”企业中；在确立“以能源交通为战略重点”后，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超大型的三峡工程上马等大规模增量资金的投入主要聚集于西部。但是，这些重要的战略机会并未能促进西南地区的普遍崛起。其主要原因是西南地区在发展观念上思想守旧，缺乏开拓进取的思维。
国家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说，在上述的各次历史机会中，西南地区忽视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及其改造。错失机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仍沿用了传统的“基地型”、“项目型”建设思路，如“军转民”及能源开发；效果主要体现于“面”，如扶贫；或则指导思想及措施明显呈“短期化”，如边贸发展。
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综合组组长杜平说，西南地区的发展滞后，关键在于缺乏带动经济增长的要素聚集点。从一定程度上看，西南地区与东部发展距离不断拉大，根本在于城市发展差距不断拉大。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共有地级以上城市230余座。在过去几年中，这230多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始终是远超国民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但在地级以上城市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西南地区所占比重不足10%。东、西部城市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5：1。就西南六省区市七方地理位置而言，皆属西部大开发区域。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西部大开发要在十年内取得重大突破。要让西部人民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看到初步成果，关键还在于发展城市经济。
专家认为，西南地区新的区域发展战略思路应当贯彻“重在点、兼顾线、舍弃面”的原则。其中的“点”就是指城市经济。城市经济是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解决区域战略与国民经济整体战略之间、环境及资源保护和开发及发展之间、短期调控任务等诸多矛盾的最优结合点。从一定意义上说，西南地区能否加快发展步伐，关键在于能否在各地区造就若干具有现代经济意义的城市。如果在未来的15到20年内，西南的几个省区(西藏除外)能拥有2-3个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6-8个50万到100万人的中等城市，那么城市人口的比重将有可能增加到1/3分之一以上。由此带来向城市集中的移民潮可能会形成西南地区建设的 更大高潮。一个必须认清的基本判断是，西部大开发不可能、也不应当在现存人口分布状态下的就地开发。西南地区需要一个与城市扩张相应的移民高潮。惟有在移民高潮的基础上，区域经济结构改造、保环境以及兴地富边等战略措施才能获得充分的操作余地。
与此同时，西南地区必须解放思想，走区域协作发展之路。(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