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宾据8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原宁夏中卫县城乡建设综合开发公司在改制过程中，一幢建筑面积5684平方米的在建商品楼，真真切切地被评估为150元！

　　始建于1985年的该公司本是一家不错的国有企业，曾被自治区政府授予全区房地产经济效益十佳企业之一。审计结果表明：截至1998年6月，该公司资产总值2366万元，利润426万元。然而，经过编造负债而虚列应付账款、低估漏评而将增值资产流入私囊等一系列“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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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腻”后，该国企摇身一变竟成了“零资产”。而所谓的“零资产”改制，正是继任经理赵炳海上任后不久提出来的。

　　大宗国资流失固然令人气愤，而气愤中包含着更大的荒唐：经理提出国企改制，并由经理主导、操纵整个国企改制过程。

　　稍有“现代企业制度”常识的人都知道：从市场规则、法律规范、角色定位乃至职业特性上看，“经理”、“厂长”都应归入“职业经理人”范畴，它是相对于企业股东或所有者的一个概念。所有者的职能是提供资本，而经理人的职能则是运营资本。经理是受雇于所有者而帮其打理企业、实现资产增值的人。即使能找出一千个理由，经理、厂长也没有越俎代庖地提出并操纵企业改制的资格和理由。

　　然而，纵观以往大量的国企改革实践、尤其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事件，改制的提出者、操纵者很多恰恰都是原国企经理人员。虽然一些国企的改制在表面程序上并无明显缺陷和疏漏，虽然政府主管国有资产的部门也参与了某些工作，但政府并未充当起国企改制真正的“行为主体”，当然也就无法真正履行保护国有资产、防止国资流失的神圣责任。或者说，在多起重大的国有资产流失事件中，对于那些积极主张国企改制并试图从中大捞一把的人，政府有关部门在客观上提供了诸多的便利和可乘之机。

　　某些国企经理人员哪来那么大的“牛气”，竟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般地把国有资产“改”进个人的腰包？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原因是，他们的经理厂长身份多系政府任命，他们的企业“乌纱帽”散发着浓烈的“官”气。要么，其前身本来就是官员；要么，拥有长期的任命制背景下的国企经理资格；要么，有着深厚的政府人缘背景。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有关部门虽然在理论上是国资所有者，实际上却对国有资产的损益乃至国企“命运”关注不高甚至低得可怜；与之对应，由于体制上存在有多种缝隙和漏洞，某些国企经理人员把国资“改”进自己腰包的利益驱动倒十分强烈。如此强烈的反差之下，难免主仆易位、本末倒置，本无资格处置国有资产的经理、厂长们，成了国企改制的倡导者、操纵者和利益的觊觎者，而代表国家和人民行使国资管理者的政府有关人员，倒成了国企改制的被动顺从者。

　　近有报道，历时半年的深圳首次面向全球公开招聘四国企总经理终于有了结果，除公交集团老总待集团董事会正式聘任外，天健、水务两企业集团总经理及赛格集团副总经理已上任，此做法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改革意义。国企经理人员的政府任命制的确亟待改变，其中的道理人们已十分明了。假如一家国企的总经理系通过市场方式招聘的无政府背景的职业经理人，那么，他在与董事会的关系模式上、价值取向上、行为特征上、职业素质上，都会较之于政府任命的经理人表现出根本性的不同。也许，他根本就没条件、也无暇产生越俎代庖地提出并操纵国企改制并从中大捞好处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