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日报报道】 “官员问责”制给中国4000多万名各级干部的仕途平添了风险，使为官变成了一种高风险职业。
但是，实际操作中的“官员问责”制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不相兼容的地方还很多，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为主向以“制度问责”为主的过渡。存在着以下的一些主要问题。一是权责不清，导致问责不明。拥有清晰的权、责、利是问责的前提。在权责
过多集中于政府，单就某一个官员而言，在“问责”中，具体承担什么责任，是领导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还是其他责任，现在还是粗线条的。二是问责主体缺位，导致问责不公或问责不实。问责主体即由谁来问责。政府官员经过授权拥有公共权力，“官员问责”的主体应是人民群众。但就目前看来，“官员问责”还是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三是“问何种责任”的问题没有落实，出现行政责任追究代替法律追究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官员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这些官员不但应该承担行政责任，更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四是问责的范围太窄，起不到预防效果。就目前情况看，“引咎辞职”、“责令辞职”还仅仅限于重大安全事故领域，对其他领域应担负领导过失责任的官员，至今未纳入问责范畴。
真正的“问责”，既来自于制度的硬规定，也来自民众与舆论的“软”压力，还来自于官员的道德自觉。只有建立在官员道德自觉基础上的官员问责制，才能使问责由权力型过渡到制度型，进而形成一种问责文化。据《时事报告》
(编辑 小羽)
